三二 重回上海（第2/4页）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驳船到芜湖候消息，而货并不至。“民俗”不是一条大船，在南京已经装了载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资，只余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则已倍于平时。在芜湖江中几日，天气放晴，敌侦察机不时在空中盘旋，乘客起慌，船上执事亦出怨言。乘客说：千余人的生命不及未准备之物资。执事说：如果政府办事划一，多少物资限多少日子装到目的地，与船公司合作，诸事要合理快当得多。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码头，与停芜湖江心之日，多过于在长江行驶之时。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则已装之货早经到达，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驶矣。

我与伯樵、仲完商，如何将这些情形报告有关的机关，和我们所认识的朋友，请求准船早开早回，不误公事，实际有效而怨望可平。目标是军政部兵工署一个方向，我们同时发函发电，都签了名。并声明：发出函电将不待回音而开船；因此时政府各机关已都在移动，函电何时到达与能否到达，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从商酌、定议、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陆，再回船，天已黎明。四时顷，船身开动，我们始休息。此事经过，除船上执事外无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声，而忽开船，人知有异。次日我们进饭厅时，有人高声言：代表全船难友向昨夜为福斯努力的人致谢，我们的一桌都低头不语。据闻后来汉口报纸传说其事，或谓有人出头，或说有人发脾气，则皆似是而非，有错误。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赶出赶进。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则系事实。

舟抵汉口以前，船长成君拿纪念册要我写几句，他告诉我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经见过左舜生先生，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特别指出佛学大家欧阳竟无先生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文在册上。我先踌躇，他固请，我写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有点惊愕；连下去写：“人人求诸己，尽诸己，与复可期，小挫勿馁”，他始点头同意。成君的夫人姓罗，正由京沪接父母弟妹返赣，罗家几个姊妹都天真活泼，喜与我亲近，临别索通讯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后在莫干山。

汉口新华银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楼，我们一群人拥到，颇有难于安置之状，他们分给我们大小空房各一间。仲完处处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际，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间布置得床桌椅柜俱全，安顿我和熙治。她自己与计、楼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只床，另外只有一张方桌。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纲睡在穿堂即吃饭间，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这两间房不久有别处行员来住，我们客又携客，不便久扰，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觅屋，无奈租界早已人满，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机关指定。我们看屋，地点愈看愈坏，租价转身即加，大戏院隔壁、荐头店楼上都去过。为用款问题，我托大纲到浙江兴业银行看看叶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汉口，我在上海有点钱在兴业，请在汉口给我支票开用，我务不用超过四千元。这样无凭无据，且我从没有向揆初先生商量过款项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决了一部分的困难。揆初先生后来在上海接洽救济莫干山上难民之事，战后又参加我们的莫干农村复兴委员会，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大纲去访他时，他正接到他女儿女婿合家老小逃难在钱塘江覆车不救消息，意态颓丧，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烦，甚为不安。

李晓垣（书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电劝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经为我借到武汉大学教授耿季钊之屋，离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学，我亦相识。晓垣夫妇请我们到武昌吃饭，我见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齐。朋友之为我谋可谓至矣。我要求到黄鹤楼参拜克强先生铜像而归。此时晓垣先生已觉武汉未必能久守，不劝我住此。

公权先生来，我与商前途去处，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劝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计划，拟觅同伴，商之晓垣夫妇，太太因小孩不能远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黄任之、江问渔等四五位先生同来访，都是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同人，我说到战事势必持久，许多地方将沦陷，必须有人做一种精神工作，团结一般人的爱国心。他们都赞成这意见，但言我们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当此，劝我同往重庆。这时政府还没有迁重庆之说。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轻，膺白在时我躲在背后时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顾我，我如何不顾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游？伯樵有糖尿症，饮食特别，针药不可离。他夫妇本极简单，为了我日日变计，无所适从。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计，适逢有英国代使赴香港专车，可以附挂客车一节，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于是在匆促几小时中决定了搭粤汉车南行，仰先嫂、楼君比我迟一班车走。

到香港又经一番觅屋程序；高贵之区不敢去问，便宜之处亦已人满。逃难尚只几星期，经验增加不少，把钱看得重起来。大家已注意到币值，这时港币与国币还是同价，伯樵、仲完有闻必告，一日叫我把国币全拿出来换成港币。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从大搬小，从有浴室搬无浴室，电车必坐三等，点菜扣得甚紧。伯樵不能吃淀粉质，要以菜肴饱腹，我叫熙治坐车跟黄伯伯，吃菜要让，熙治回来总嚷饿，我叫她吃块糖，不许响。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饭时总回来带我们，不放下我们一次。我估着计嫂、楼君等将到，我长此为朋友累如何？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舅舅葛运成（敬中），与商我返沪的意见，请其电复。我所以请教他，因他自己是个农业专家而又热心农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对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来看我两次，一日，我同他谈到庾村的教育办到职业中学，生产配得上学生出路，他才放心下来，知道我已转念向积极处，这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想着去问他，他回电以为我可以回沪。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后，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沦陷，他夫妇回沪，在吾家做客至战事终了。运成舅则在我返沪后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来，我的弟妹中，很巧总有一人或一家与我同住一城，我那时还没有感觉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后，不久战事爆发，我需要他们，而他们都不能不远走。我返沪时，性仁、性元和弟妇懿凝都将动身。性仁行时甚踌躇，我说：“弟妹安，我即安。”力劝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后曾与我同住一时。懿凝陪我看得麦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楼三底，我们四姓——计嫂家、性元家、大纲、我和熙治——同住过。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给我用。到上海后。熙治回允中读书，楼君回允中任课，德容到东吴借读；借读是战时各大学相通的办法。初几个月我们局促在赛伏公寓，搬家后生活渐渐定下来。第一件事我写信到莫干山通知性白，从此之后，性白、雪钧每年总到沪一二次。我搬家后，每次他们都住吾家，有一段紧张时期，他们两个孩子念祖、忆祖送在我处代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干小学书籍文具都由上海采办，水运可到三桥埠。商人来沪办货，款由我处划，只凭性白字据，彼此省汇兑之烦，免携带之险。这些都由大纲接洽，没有误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