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第4/4页）
我斟酌甚久而后记此事，心甚痛。当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有被暗杀，有被政府买回，有的间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为黑白分明，大义所在，而和极好的朋友争执，争执得几乎绝交。我们的正气何在？我归罪于“政治”和“内争”。“内争”忽友忽敌，不惜结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则得之者排斥异己，不得者不择手段，如吸鸦片欲罢不能。许多人的牺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声疾呼“报国不必从政”，以中国而言，无宁“不从政”是报国，应之者很少的人。
我的心时时在莫干山，我放不下膺白遗给我的乡村工作。终抗战八年，莫干山是自由区，庾村是阴阳交界无人管，武康沦为伪县。原来的武康县政府迁在山后办公，我们的莫干小学搬在山上，与临时中学都受其管辖。性白第一次到沪，我与商定，小学是义务的，且膺白所倡，我们尽可能维持私立。“临中”本系应一时需要，如地方政府要办，即交出，我们作客不作主，减少麻烦。归县立后，我仍有一个时期的按月捐助，张竞心跟了“临中”迁徙，为“临中”校长。我这推让，为见到小器风气，有好事必攫为己有，不然即加以麻烦。弄得全社会活力毫无，生气窒息，这是为国家我不能恕的一件事。
莫干山难民最多的时候，为数约三四千人，曾有一个“中外难民救济会”施粥。参加者三个方面：苏州、湖州来的几个教士，在上海的莫干山公益会董事长叶揆初，和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而性白实董其成。我对他说，教育的事我们独任，救济的事我尽居民一份之责，不得已时他可代我作些主。由公益会、莫干小学这些民间组织看来，保全莫干山大半由此。我后来看见一份教会的报告书，亦有山上办教育的事。有益于人，功不必谁居，我们都不在乎的。几个热心的教士，尤其一位明小姐，年事已高，最后离山，至可感佩。苏州的许攸之教士，往来沪与山之间次数甚乡，到沪常来访我，谈所见乡间情况，对游击队感想极坏，逼迫乡人钱财，至以蜡烛烧人臀部，为几斗米而伤人性命。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大使詹森，中有很着重的一句：“如果人民不被爱护，战争不会胜利。”这封信不但先给我看，而且托我投寄，这时各国驻使正跟着中国政府迁移，我寄到汉口请外交部长张岳军先生转交。
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平常与政治无关的老百姓，无不赤子般的爱国，他们既不能远走他徙，亦没有资本逃避，他们是最对得起国家的澈底中国人。我寄出了许君的信，还念念不能忘此事。那时还有人视沦陷区的人为亡国奴，未沦陷的人亦无人管。我不得已写了一信，信致蒋夫人，要点有二：一、勿视沦陷区人民为甘心亡国，他们是被弃，而不是弃国，要维持其向心力；二、对游击队纪律之宜注意则更露骨言之。数月后接到回信说“完全赞同，后者尤当努力”云云。这些信都不曾留稿保存。我为许君的话所先入，此后数年每遇与游击队有关或可通之人，必恳恳为民请命。一个较熟的人告我，无饷故不能不就地筹，则亦惟有望其“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
性白遇过几次险难：一次被土匪绑架，轿子到学校门口等他，他中途跳几丈石砌，受伤久而始愈，因他的机警报告公安派出所，匪亦破案。一次他下山查田，被敌军拘禁，幸他夫人镇定，代理校事。我得讯请甘可权君辗转到武康探望，时性白已由乡民保在伪县政府幽禁，待遇甚宽，他暗示可权叫我勿急，被拘四十五日而出。我闻讯时，大纲先告奋勇，我未知性白被拘的原因为何。恐系为吾家农村工作之代表，则大纲去多一人投罗网。可权在乡间系生脸，而关系与大纲同，二人皆勇于为友可感。性白的两个孩子在沪，念祖入院割盲肠，计嫂住院陪，大纲代表签字。忆祖患中耳炎，大纲每次抱同就医。
最可气的一次是我们的武康县政府派人捉拿郑性白，搜查其寓所，他的寓所即是吾家“白云山馆”。其时他正离山到沪，他到沪为接洽救济难民捐款，与我接洽教育经费。这两件在莫干山均是大事，在武康县下亦不算小事。性白动身，县长吴君知其事且促其行，嘱其速去速归。捉拿与搜查的消息到沪，性白在吾家，他将如何回去？不回去则工作交与何人？以后与当地政府如何相处？他的罪名为“态度灰色”，这有关人格的事我有义务为他澈底求个清楚。我自己写信给浙江省主席，那时已不是朱主席（家骅）而是黄主席（绍竑），我再申述我们的农村工作经过，郑性白是膺白请来办农村义务教育，爱国不后人，我以身家人格担保他，请指示以后办事方针；又请程远帆先生写信给教育厅长许绍棣；二函都由性白持以面呈。他坐海船到浙东，转丽水方岩——省政府所在地。战时浙江省有临时参议会，我被派为参议员之一，但未到差出席，曾由议长徐青甫代陈，亦由他告知开会情形。
事后查得山馆被搜查之故，为有人眼红性白有枪械。战前庾村工作中有两个小单位用枪，一是壮丁训练，一是“骑射分会”。前者属于我们的“乡自卫”，在保甲制度下；后者属于省。浙江省规定每县有一“骑射会”，因经费关系，应者寥寥，庾村有马有场有枪，故特准设立“莫干山骑射分会”，成立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五日。那日杭州总会来的代表是航空署长周至柔，主任蒋坚忍，教育厅长许绍棣，公安局长赵龙文等，膺白带病出席，故我亦陪同参加。会里有向南京国术馆请得的弓箭，枪支系与壮丁班合用，山凹里有一打靶场，学校里有几辆脚踏车，还有膺白的四匹马：“苍松”“白鹿”“武康”“安吉”。莫干小学同仁都能骑能射，我与膺白都参加过打靶。枪十二支为“汉造七九步枪”，是蒋先生所送，向军政部领得，手续均合法的，膺白去世，我为郑重再呈报一次。抗战开始，性白得我同意，为国家有用，为地方免忧，将这批枪支呈缴政府。枪是战时内地最值钱宝物，有人以为性白手中定还有不少，故借题乘其离山之际，猝然来搜查，小人并无所得而去。这件事使我神经极不愉快，更加努力做得处处天日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