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拉夫尼基”，他们见证了斯坦格尔（Stangl）以及其他刽子手的罪行。但在纳粹镇压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动并拆除了这个灭绝营之后，他们却被谴送到了最危险的游击区之一。

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一些企业无情地压榨囚犯的劳动价值，接受党卫军冷酷（而愚蠢）的原则——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的价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个囚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囚犯替换上去。少数企业小心翼翼地尝试减轻囚犯们遭受的折磨。另一些企业（也可能是同一些企业）通过供应集中营而获利——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等。一家德国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设计、建造、组装和测试了集中营使用的焚尸炉（这家企业在1975年仍在营业，生产民用焚尸炉，仍未考虑过改名的可行性）。很难相信这些企业的员工们从未意识到党卫军指挥机关订购的这些机械设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重大意义。同样的质疑也适应用于奥斯维辛使用的毒气：氢氰酸。这项产品多年来在船舶养护中一直用于寄生虫的防治。但从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订量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曾引发人们的猜疑，但恐惧、对效益的渴望、我们提到的盲目和装糊涂，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少）对纳粹的疯狂服从，压制了人们的质疑。

显而易见，在了解集中营的事实时，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囚犯们，特别是那些听不懂德语的囚犯，坐在闷罐车厢里，经过一场充满折磨的致命旅程之后，可能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集中营位于欧洲的什么位置。他们不知道其他集中营的存在，哪怕仅在几公里之外；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条件的突然改变或大规模转移的重大含义。被死亡环绕着，这些被放逐者根本无法了解眼前这场屠杀的规模。今天还在身边工作的伙伴，明天就消失了，也许在隔壁的棚屋里，也许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无从知晓。总之，囚犯感到被一种巨大的暴力和威胁体系所淹没，而自身却无法对其作出表达或刻画，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这个缺陷制约了“普通”囚犯的证词，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代表着集中营的核心。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才让他们逃脱了死亡的命运。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却是幸存者中的极少数——在幸存者中，在集中营里享有某种特权的人数要多得多。多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可以更明确地肯定：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低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见证者本身无疑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只因为他们站得更高，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但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关于特权（不仅在集中营里）的讨论是微妙的，但我仍会在本书中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儿，我只要提出一个事实，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权阶级”，也就是说，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罪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集中营的真相走过漫长的道路，穿过狭窄的门廊，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在“集中营世界”中，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寻。现在距离集中营的解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这巨大的时间跨度，产生了复杂矛盾的影响，我将尝试列举如下：

首先，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在二战结束时，人们还没有获得关于纳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集中营和其他地方。人们不易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细节。而仅仅几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纳粹的屠杀是一场可怕的“惩诫”。而且，如果将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这场大屠杀将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一场浩劫，被人们铭记。

相对地，岁月流逝也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作证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也趋于模糊和模式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记忆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同样，今天听到许多德国人说“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的确（或本应该）令我们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