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3页）

而另一种（更严重）的模式化则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幸存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中有些人决心用最草率简单、最无足轻重的方式来实践我们作为幸存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利用仪式、庆典、纪念碑和旗帜以示哀悼。适当剂量的浮华辞藻可能对记忆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强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点燃灵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迹，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迹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福斯克洛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但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集中营内部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的小天地。在本书中，我会对“灰色地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囚犯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结集中营当局——这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导致了一种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至关重要的现象。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书旨在说明集中营现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尝试回答最紧迫的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读者的问题——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对象。我几乎将自己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因为我只有这方面的直接体验。阅读书籍，倾听他人的叙述，以及与我前两本书的读者讨论，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间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desaparecidos），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在其规模上，还是其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导致了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但这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并非遵循或违背他们政府的指示。而且他们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稀释”了他们的罪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归根结底，难道我们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来打发它们吗？

[1] 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因靠近波兰小镇奥斯维辛而得名。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其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供认，此集中营内共杀害了超过三百万犹太人。——译注（文中注释如无特殊标注，均为译注）
[2] 卡廷惨案：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批准下，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约2.2万名波兰军人和公民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被集体杀害。
[3] 以上均为纳粹集中营。
[4] Gebeimnisträger:德语，意指掌握秘密的人。
[5]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圣经·旧约》中《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卷名源于旧约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解释了犹太民族沦为奴隶，替法老用泥和草造砖建城；又介绍了他们怎样出埃及，去往迦南地。
[6] 特拉夫尼基（Trawniki）：原指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一个村庄。纳粹在这里训练从被俘红军和乌克兰人中挑选出来的“志愿人员”，用于协助纳粹大屠杀以及管理集中营，因此“特拉夫尼基”成为纳粹帮凶的代名词。
[7] 弗兰茨·保罗·斯坦格尔（Franz Paul Stangl, 1908.3.26—1971.6.28）：生于奥地利，党卫军军官，曾担任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1967年在巴西被捕，1970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71年死于心脏病。他一生杀害了约90万人。
[8] 乌戈·福斯克洛（Ugo Foscolo, 1778.2.6—1827.9.10）：意大利诗人、革命家和作家。
[9] 古拉格（Gulags）：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直属于前苏联内务部。前苏联最多曾建立了476座古拉格集中营，监禁超过1700万名苏联公民。
[10] Desaparecidos：西班牙语，意指失踪。此处指阿根廷独裁政府对反政府人士的秘密逮捕和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