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述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愿意倾述，并经常倾述，在各种不同的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述，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述，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述，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述，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述。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责任，逃跑的概念有着强大的根源；根据许多国家的军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逃跑，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根据《海牙公约》，战俘试图逃跑不应受到惩罚。在一种普遍的共识中，逃跑洗刷了被监禁的耻辱。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承担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I Am an Escaped Convict）和《捍卫正义》（Hurricane）。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而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