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

《活在奥斯维辛》是一本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书，然而，就像一只流浪的动物，40年的时间里它在身后留下了漫长而复杂的痕迹。它最初出版于1947年，印刷了2500册，颇受好评，却并不畅销：600本没有售出的书存放在佛罗伦萨（Florence）一间书库中，在 1969年秋季的一场洪水中被冲毁。经过十年“蛰伏”之后，这本书又焕发了新生。埃诺迪（Einaudi）出版公司在1957年决定接受这本书。我经常徒劳地自问，如果一开始这本书就成为畅销书，现在又会怎样？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很可能我会继续作为一名化学家艰苦钻研，只在星期天（甚至不是每个星期天）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许我会被莫明其妙的运气弄得眼花缭乱，高擎起专业作家的旗帜。正像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对过去的假设和重构，“如果……会怎么样”，就像预测未来一样不可相信。

尽管开始并不顺利，但这本书仍然取得了成功。它已经被翻译成八到九种语言，被搬上了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电台和舞台，在无数校园中被讨论。而它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被翻译成德语，并在西德出版。大约在1959年，我听说一个德国出版商，费舍尔·布齐雷（Fischer Bücherei）已经获得了翻译权。仿佛赢得了一场战斗，一种剧烈而崭新的情感淹没了我。事实上，我写那本书时，头脑中并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对我来说，那些是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说出来的事情：告诉他们，事实上，是从高处向他们喊叫。但是，在高处的人似乎在对每一个人喊叫，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他仿佛是在荒野中大声疾呼。当我听说这份合同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突然有了明确的目标：没错，我用意大利语撰写这本书，为意大利人，为我的孩子们，为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不想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还未出生的人，为那些，情愿或不情愿，赞同那罪行的人；但是，它真正的读者对象，就像一把枪瞄准敌人一样，是德国人。现在，这支枪已经上膛了。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对复仇并不感兴趣。我个人对纽伦堡审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现代道德观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认为那些非常公正的绞刑应该由更专业的人士来执行。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在此，我回忆起一段往事，就像一丝清新的空气，也证明了对于德国人的整体评判，我是多么“另类”：它是一个特例，但它的确发生了。

1944年11月，在奥斯维辛。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过这个实验室）。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轰炸机：有几百架，这次空袭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营里有几个大型掩体，但只有德国人才能进去，我们被限制在外。我们只能隐蔽在围栏里被积雪覆盖的休耕地中。我们所有人，囚犯和非军职人员，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楼梯。但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一名德国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些“囚犯”化学家叫了回来，“你们跟我走。”惊讶的我们跟着他跑向一个掩体。但在掩体的入口站着一名配带万字饰袖标的警卫。他说：“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实验室的负责人回答：“他们是跟我一起的，要么大家都进去，要么一个也不进。”并试图强制穿过警卫的阻拦，他们拳来拳往，动起手来。那个警卫是个强壮的家伙，当然占了上风。但幸运的是，警报解除了，那场空袭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轰炸机继续向北飞去。如果——另一个如果！但如何抗拒分叉路口的诱惑呢？——如果“例外”的德国人，能够拥有这些最基本勇气的德国人，数量能够再多一些，当时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国家地理分布就会不同了。

我并不信任我的德国出版商。我给他写了一封近乎侮慢无礼的信，警告他不要删减或修改我书上的哪怕一个字，我还坚持让他随着翻译工作的逐步进行，一章接着一章，分批发给我翻译的手稿。我不仅要检查其中的词汇，也要检查翻译对原作者的忠诚度。在第一章中，我发现译者对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我收到了译者以完美的意大利语写的一封信。出版商已经给他看了我的信，我并不需要担心，既不用担心出版商，甚至更不用担心他。他自我介绍：他和我岁数相仿，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除了作为一名翻译，他还是一名意大利语专家，一名专门研究哥尔多尼（Goldoni）的学者。他也是一位“例外”的德国人。他曾应征入伍。但他发现纳粹主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厌恶，因此在1941年托病被送入医院，并设法利用他所谓的“恢复期”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他获得了缓役，留在了帕多瓦，并和康西托·马尔凯希（Concetto Marchesi）、梅内盖蒂（Meneghetti）、皮金（Pighin）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接触。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停火之后，德军在两天内军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我的翻译“自然”加入了“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帕多瓦游击队，在科里尤加内（Colli Euganei）抗击萨罗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和他的同胞。他毫不迟疑，感到自己更是一名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一名游击队员而非纳粹党徒，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艰苦的生活、危险、猜疑，以及苦恼。如果被德军抓住（而他事实上已经知道党卫军在抓捕他），德军必然会残忍地杀死他。而且，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一个逃亡者，甚至一个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