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与死者争辩既令人尴尬，也不太忠实，而且缺席的那个人还是一位潜在的朋友，一位最珍贵的对话者，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要说说汉斯·梅耶（Hans Mayer），又名简·埃默里，我在前言中提到那名自杀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杀的理论学家。在他的两个名字之间，展开的是他那缺少宁静，也无处寻找宁静的人生。1912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庭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但已经融入奥匈帝国之中。虽然没有人正式转入基督教，但每逢圣诞节，全家人都会围着装饰着闪闪发亮的饰品的圣诞树庆祝节日；在小小的家庭事故中，他的母亲也会向耶稣、圣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祈祷。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而他父亲的纪念照所展示的并非是一个狡黠的大胡子犹太人，而是身穿提洛尔皇家部队（tyrolean kaiserjäger）制服。直到19岁，汉斯都从未听说过意第绪语的存在。

他在维也纳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学位，但并非与初期的国家社会党（纳粹党）没有冲突：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但对纳粹来说，他的想法和倾向并不重要，血统是唯一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他的不纯洁足以让他成为日耳曼精神的敌人。一个纳粹用拳头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但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为嘴里的缺口感到自豪，仿佛那是学生决斗留下的伤疤。随着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案》的通过，以及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他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年轻的汉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并没有自欺欺人。他具有足够的清醒（“Luzidität”是他最喜欢的词汇之一）及早认识到每个在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都是“待人宰割的行尸走肉。”

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不会说希伯来语，不了解希伯来文化，也不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在宗教上，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感到有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他并不具备的身份，那会是伪造、欺骗。未在犹太传统中出生的任何人都不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并不能轻易成为一个犹太人：顾名思义，传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中，代代相传才得以形成的，它无法在事后捏造。然而，为了生存，一个身份——也就是说，自尊——是必要的。对他而言，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了一个，便会失去另一个，精神上的死亡；而因此他会失去抵抗的意志，从而导致肉体的死亡。现在，对于他，正如对于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相信德国文化的德国犹太人，失去了德国公民的身份：在纳粹的宣传中，在施特莱歇尔（Streicher）《先锋报》（Stürmer）令人憎恶的版面上，犹太人被描绘成长毛的寄生虫，肥胖臃肿，罗圈腿，鹰勾鼻子，招风耳，只会伤害他人。他不是德国人，出于自知之明，事实上，他的出现足以污染公共浴池甚至公园的长椅。

从这次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起——“Entwürdigung”（降格），人们无法再保护自己。整个世界无动于衷地坐视一切的发生。而德国犹太人本身，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这个国家的虐政，在客观上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他逃脱的道路上充满了看似荒谬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逆来顺受，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反抗强加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汉斯，一个已经走出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教徒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不可能的。他的矛盾心理，从此发源，并伴随他一生，直至他的死亡（事实上，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拥有躯体上的勇气，却不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在1938年，他离开他“被吞并”的祖国，流亡到比利时。从这时起，他改名为简·埃默里，几乎是把原名的字母顺序重新组合。完全出于自尊，没有其他原因，他接受了犹太教，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长路漫浩浩，多病苦侵凌。病痛虽无甚，必以身亡终”。他，一个受过良好德语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尝试成为一个法语作家，但一直没有成功。在比利时，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但实际上，这个抵抗组织的政治纲领毫无实现的希望。到这时，他在物质和精神双重领域付出巨大努力所培养的道德观，已然改变了——至少，在象征意义下，包括了“以牙还牙”的观念。

1940年，希特勒主义的大潮同样吞没了比利时。而简，尽管他做了选择，却仍然是一个独居而内向的知识分子。1943年，他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纳粹要他说出同志和上级的名字，否则就要遭受严刑拷打。他并不是个英雄；在他的书里，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要是他知道，他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不知道。他的手被绑在背后，通过绑在手腕的一组滑车被吊了起来。几秒钟后，他双臂脱臼，但仍然扭曲向上，垂直吊在他的背后。他的折磨者并未放弃，直至他失去知觉，但简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能通过叛变来寻求庇护。他的伤被治愈了，却被认定是犹太人，关进了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几个月后，我也将被送进同一个集中营。

虽然我们在解放后没有再见过面，但我们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通过各自的书认出对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了解对方。我们对“地狱”的回忆记录在事实细节上有着合理的一致性，但是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上出现了分歧：我，尽管总是说奥斯维辛的记忆是完全难以磨灭的，却忘记了他的相貌；而他却声称记得我，尽管把我认错为卡洛·莱维（Carlo Levi），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是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和画家。事实上，他说我们曾在同一个营房里共同生活了几周，而他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意大利人数太少，以至于很少能够在奥斯维辛见到意大利人。而且，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两个月中，我基本上在从事我的专业，即化学工作，这就更罕见了。

我愿将本文作为他苦涩、朴实的文章的即时诠释、讨论、评价和总结。他的文章有两个标题，分别是《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和《灵魂的极限》（At the Limits of the Spirit）。它来自我多年来想翻译的一本书。这本书同样有两个标题：《超越罪恶和赎罪》（Beyond Guilt and Expiation）和《一个被吞没者的求胜尝试》（An Attempt to Overcome by One Overwhelmed）。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标题中看出，埃默里文章的主题有着精确的界定。埃默里经历过许多纳粹监狱，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一个较短的时期。然而，他的观察，根据充分的理由，仅限于奥斯维辛——灵魂的极限，那些难以想象的事实，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奥斯维辛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