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设计的前奏:“工艺美术”与“新艺术”运动(第3/28页)

专利法的制定和执行,比较完善地保护了知识产权,保护了发明者的权益,从而极大地鼓励了创新精神,促进了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也有力地推进了现代设计的发展。1790—1900年间,仅仅美国专利局,就收到了60万份新的专利申请,与此同时,工业产品的门类、品种极大地丰富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证明。

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电力馆内,通用电气(GE)、西屋(WestHouse)等企业的展台。

1876年贝尔电话的专利记录。

1880年爱迪生白炽灯泡的专利记录。

二、英国的设计改革和“工艺美术”运动

(一)英国的设计改革

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启蒙运动带来思想的解放和科学的昌明,不断扩展的海上贸易又带来了广阔市场及丰富的原材料,英国本土上煤矿的大量发现为蒸汽机车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也带动了纺织厂、铸造厂的运转。工业革命引起了深刻的经济、社会、艺术大变革,手工劳动被机器制造所代替,祖祖辈辈生活在田野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他们有能力购买工业生产制造的日用品,而这在过去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工业进程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病——城市里急剧增长的人口、污染、娼妓、童工、劳工阶层普遍的穷困。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批评,并寻求改善的途径。

虽然“工业设计”这个词语还要再过100多年才正式出现,但19世纪蓬勃发展的工业制造已经在呼唤着现代工业设计的诞生。在工业化时代里,同一种产品的生产流程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以往的手工生产,产品从头到尾基本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而早在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他的 名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就已指出,生产一颗简单的图钉,已经细分成18道不同工序,由生产线上不同的工人完成了。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有人来考虑如何为众多工厂设计适应批量化生产方式的产品。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关于工业生产与设计的关系、生产厂家与消费者的关系、设计与艺术的关系的大辩论,持续在英国进行着。对于屈居在机械化之下的传统工艺到底该怎么办,成为设计师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很显然,虽然人们对于那些“诚挚的劳作结晶”仍然心存敬重,但过去时代里长期沿用的材料和所形成的生产程序及生产方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1836年,英国议会的艺术和生产特别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on Art and Manufactures)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与法国、德国、美国的产品相比,英国产品在质量上和外观上都显得不足,缺乏竞争力,担心英国会在出口贸易中落败。因而呼吁英国需要有更好的设计,同时也从美学角度和道德角度对于当时那种过于雕琢、滥施装饰的风气提出批评。

在1851年举办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上,英国的工业制品因其粗糙、简陋而受到来自设计师、艺术家和教育家的批评。以亨利·科尔、理查德·里德格雷夫(Richard Redgrave, 1804—1888)和阿尔伯特亲王为代表的一批改革派人士,企望通过行政机构设定一些广泛适用的,带有普遍性、指导性的设计原则,来指导如何将装饰艺术实施到工业制造的各类商品上去,以纠正当时设计上存在的偏差。

这些原则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

首先,装饰应从属于产品的形状;

其次,产品的形状必须根据产品的功能和所用的材料来决定;

再次,设计应该以英国历史风格,或非西方的传统风格,抑或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为依据,提炼出简洁的、线性的装饰动机来。

古德温设计的家具图例。

英国设计改革运动的作品——『泉』水瓶(Well-spring carafe)。

这三方面的前面两点,对于工业设计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改革派主张:真实的装饰,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物件,而是根据被装饰物品的形状和材料特性,根据艺术规律,根据生产过程的可能性,有限度地从大自然中找到合适的形状和色彩之美。理查德·里德格雷夫设计的一个玻璃水瓶——“泉”,很好地体现了改革派的这些主张。他在瓶身画上了茂密的芦苇,与水瓶作为盛水工具的功能非常匹配;芦苇的根生长在水面下,叶绿而茂密,这是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体验;然而芦苇的根又抽象成交叉的线性图案,而不是单纯地抄袭自然;玻璃材料的透明性,正好展示了水的特质与所绘装饰图案的交融,也显示了瓶身的三维造型。

改革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了几家由政府管辖的设计学校(其中包括皇家艺术学院、圣马丁设计学院等名校的前身),以期加强对青年设计师的教育和训练。他们认为,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不仅有益于新一代设计师的培养,也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并对他们所使用的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对于提高英国产品的设计水平,进而对于推动社会改革,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英国著名设计师克里斯多夫·德莱赛就是由这个系统培养出来的。他一直坚持着从学校学习到的这些原则,并发展出一套适应工业生产制造方式的设计方法来,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工业设计师。我们将在后面的篇幅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亨利·科尔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一直非常注重公众教育。他认为公共博物馆应该照顾到劳工阶级的兴趣,为社会提供负责任的社会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榜样和模 式。他力主将伦敦博览会的盈余用于创办了南肯星顿博物馆(即今日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该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和设计博物馆,藏品超过450万件。出于对公众教育的热心,他还曾编辑过一套插图版的旅行故事儿童读物《家中珍藏》(Home Treasury )。

另一个导致设计改革(尤其在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方面)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日益增强的对于健康和卫生的重视。19世纪里,经常发生的霍乱等疫情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医学界已经发现了细菌和病毒。由于当时的家具大部分是木制的,臭虫时常藏在床架、椅座里面,即便是贵族家庭里也无法避免,而那些烦琐的雕饰尤易藏污纳垢,难以清理,使情势更为恶化;工厂烟囱里喷出的煤烟,令都市里每一栋住宅都无法避免被污染。当时设计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急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提供既美丽又卫生的居住环境。英国建筑师、设计师、作家查尔斯·洛克·伊斯特拉克(Charles Locke Eastlake, 1836—1906)在1868年出版的《住房品位提示》(Hints on Household Taste )一书风行全国,在美国也非常受欢迎。伊斯特拉克在书中还绘制了一些式样简洁的家具,提倡在装饰手法上尽量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