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乌克兰（第2/6页）

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文职官员已是见怪不怪了。会场上至少沉默了一分钟，古连科面无表情。最终还是克拉夫丘克打破了沉默，他看上去镇静自若，自信而不带侵略性。克拉夫丘克回答：“我们知道您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作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您还没出示任何凭证。另外，我们也没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任何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全境或是某一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知道基辅和其他地区的局势还是较为平静的，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4]

瓦伦尼科夫之所以会来乌克兰，是因为莫斯科的政变者对要求独立的乌克兰反对党联盟——“乌克兰民族运动”深感不安，担心该组织可能在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城市采取行动，反对政变。瓦伦尼科夫宣布：“在乌克兰西部没有苏联的势力，都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掌控中。必须在西部各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禁止罢工，查封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及其报纸，停止并驱散集会。你们要采取特别措施，这样人们才不会认为你们在重蹈覆辙……军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不惜流血牺牲。”克拉夫丘克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将军认为确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前往乌克兰西部，看看局势是否平静。[5]

瓦伦尼科夫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对克拉夫丘克说：“你是掌权者，一切大事系于你一身，这是我个人对你的期望，首先，你要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号召人们保持平静，慎重考虑当前形势。”当古连科和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只剩下他们两人面对面，克拉夫丘克像老熟人那样问瓦伦尼科夫（当瓦伦尼科夫在乌克兰工作时，他们在基辅多次参加过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一旦你们成功了，你们会回到过去的制度吗？”他指的是改革前的政治秩序以及中央和共和国的关系。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别无选择。”此番回答对克拉夫丘克而言，可谓意味深长。他事后回忆说，他在那一刻意识到紧急委员会不会让事情维持原状，而是让时光倒转，一切都可能回到过去的时代。

反叛者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他们的胜利将意味着不仅克拉夫丘克的政治生涯将会终结，还意味着他可能被监禁。和古连科不同，克拉夫丘克要是和政变者站在一起的话，在政治上将一无所获，但是他也不准备反抗莫斯科的叶利钦。他自有不同寻常的对策，即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避免授军方以口实，从而借此宣布乌克兰进入紧急状态。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预感告诉我，要争取时间，不要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一切都会好的。”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后来遭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也算是事出有因了。[6]

乌克兰政府大多数人对政变所持的立场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样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副总理谢尔盖·科米萨林克后来回忆，没有谁真的支持政变。在那天召开的政府主席团会议上，科米萨林克把紧急委员会的做法形容成“公开地违宪”。然而，如果紧急委员会的行动得不到大家支持的话，它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依据瓦伦尼科夫提出的方针，政府很快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尽管它的目的和瓦伦尼科夫的建议有所出入。政府颁布成立委员会的法令的标题就表明了他们主要的忧虑：“鉴于出现的复杂局势。”如果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议会和政府一直拥有的权力将被夺走。议会和政府一旦失去了权力，就难以挽回了。乌共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让反对派保持安静，把紧急委员会和军队挡在外面。[7]

处于乌克兰权力顶峰的人物中，只有乌共第一书记古连科能从政变中获益，当他见过克拉夫丘克和瓦伦尼科夫之后，回到了共产党总部，他发现莫斯科方面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乌共委员支持政变。他召集主要的乌共官员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事态发展的情况和行动计划：乌共将根据莫斯科方面的电报，起草一份特别备忘录分发给各地的乌共委员会，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支持政变。

依据古连科命令所起草的备忘录比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长得多，说明乌共对此很是激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认为支持紧急委员会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指示并且命令乌共党员禁止参加任何集会和示威活动，同时强调维护苏联的统一是乌共最重要的任务。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则被乌共领导人描述成“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态度和乌克兰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都保持一致”。[8]

与此同时，克拉夫丘克开始平衡各方利益，他试图取悦每个人，同时紧握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力。他在8月19日傍晚时分，通过乌克兰广播和电视发表了讲话。瓦伦尼科夫已经就讲话内容提出了建议，但是乌克兰领导人自有他的主张。克拉夫丘克拒绝表示支持或是谴责政变。他号召大家耐心等待，保持镇静，假以时日才能判断局势。他对听众和观众说道：“最终，人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组织将主导一切，但是，毋庸置疑，对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而言，一切行为，包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都将依法行事。”他宣称乌克兰不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份发自基辅的美国外交文件写道：“克拉夫丘克敦促乌克兰人展示自己的智慧、克制和勇气，重要的是不要和莫斯科对抗，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可能更糟。”[9]

克拉夫丘克在接受苏联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的简要采访时，试图采用同样的策略，可是不甚成功。他的一番言论——“要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来的，可能不是这种形式罢了”，让苏联听众着实吃了一惊。他辩称，在当前的局势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个共和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好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克拉夫丘克认为考虑到乌克兰悲惨的历史，此次政变是可悲的，因为它加剧了人们对于重回集权时代的担忧。尽管克拉夫丘克给出了一些警告，但他在访谈结束时表明要保持经济运行的节奏，因此他的谈话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最好的情况是他两面讨巧，最糟的情况是支持政变。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利钦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抵抗政变，摩尔多瓦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则宣布他的国家会继续迈向独立。相较之下，克拉夫丘克的权衡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对政变的间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