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华盛顿（第4/7页）

斯考克罗夫特接着说：“但是如果苏联解体带来了流血冲突，我们是否应该反对解体？”贝克建议继续坚持现有政策，与共和国领导人保持合作，但是不支持苏联解体。切尼对此并不同意，在他看来，与共和国加强联系可以得到更多。

那天的议程之中，唯一由布什总统提议施行的是核裁军，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议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也参与了那天的会议，他认为只要核武器在苏联军队的手中，而不是在那些政客的手中，它们就是安全的。鲍威尔有着多年的核外交经验，其间他认识了许多苏联高级军官，因此他倾向于相信他们。他并不相信当前的新一波领导人，而且并不同意将其他共和国的核武器转移到俄罗斯。如今，苏联中央仍在，军队仍处于掌控之中，美国还有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在对苏的核外交中取得成果的机会。布什让切尼为削减核武器准备一份提议，这既能省钱，又能显得布什政府面对苏联局势发展并非只是被动应对。布什决定尽可能地推动事态往之前的方向发展——核裁军，这也是美国人民想要的。戈尔巴乔夫仍然是值得托付的，因此他们将帮助苏联尽可能地维持下去。[18]

贝克对于政变后苏联产生的变化很是满意，他于9月10日飞到莫斯科参与了一场人权大会的开幕式，这一大会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赞助的。他形容这趟旅程是“超现实”的。在俄罗斯白宫旁边，他看到人们为纪念三周前死去的年轻人而摆放的鲜花和路障。在大会中，他听了立陶宛外交部长做的演讲。他向布什写道：“如果在两个月之前，有人和我们说立陶宛独立，其外交部长将于9月到莫斯科，在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喝高了。”

自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苏联接受了其领土内尊重人权的义务之后，人权问题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中饱受诟病之处，因为苏联高层一直在忽视这些义务，那些试着监督人权政策的政治异议分子都被投进监狱。这也成为西方反对苏联的宣传工具，成为苏联政治语汇中的污点。苏联的官员只有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才开始逐渐支持尊重人权的观点。随着异议分子被释放，他们组织人民阵线，甚至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中夺取了权力，因此莫斯科的人权大会的召开显示出苏联正进行着巨大变化。[19]

1991年9月，对于参观莫斯科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游客来说，有太多兴奋和令人惊讶的事情。人权是一例，向西方人开放又是一例。贝克将与西拉耶夫会面，他是叶利钦的总理，事实上也是新联盟政府的领导。他们会见的地点是斯大林、现已锒铛入狱的总理巴甫洛夫和其他强硬派分子曾用的办公室。贝克还参观了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办公室。该楼的新主人，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委任的自由主义者巴卡京，已在路边恭候这位美国国务卿很久了，他向媒体承认自己“有点紧张”，随后将其引进楼内。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待美国来访者，就像其下属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待美国来访者一样友好。贝克急切地想要回到美国在政变之前的对苏议程，并且想得到布什在莫斯科峰会上没能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得到的东西。随着波罗的海国家最终得到解放，这些议程就包括莫斯科当局停止向支持的阿富汗和古巴政权提供援助。贝克回忆道：“考虑到苏联难以确定的未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想要立刻‘锁定’以前在那里得到的收益。”他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挑明，美国的经济援助取决于苏联能否取消对古巴和阿富汗的援助。“他们抢着要接受我的提议，事实上，他们相互竞争，都想跟我们合作。”贝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已不再代表苏共的戈尔巴乔夫告诉美国国务卿：“没错，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花费了820亿美元。”

戈尔巴乔夫不仅同意终止苏联对古巴援助，还同意在克里姆林宫即将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对此，贝克感到很是惊喜。这一决定甚至都没征求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意见。这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战果：苏联所有的驻军都将从古巴撤出，而且苏联从1992年1月1日起将停止向古巴提供援助。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也将在这一天终止。在听到贝克的要求之后，叶利钦回答道：“我会让戈尔巴乔夫这么做的。”之后他就给苏联总统打去了电话，并向贝克保证关于截止日期肯定会让戈尔巴乔夫接受。苏联和美国都决心停止向各自在阿富汗的人员提供援助，第二天双方就在莫斯科宣布了这一协议。

在莫斯科发布声明前6个小时，亲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被告知，苏联将撤回对其的一揽子年度援助，对此纳吉布拉表现得很坚强，但几个月后他就会失去权力，并于1996年被塔利班绞死。媒体上刊登的他尸体的照片是麻烦来临的前兆，但在1991年9月没人能预测到接下来阿富汗将要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当时贝克为取得这样一个大胜利而心满意足。美国大使斯特劳斯递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这些会议绝对是历史性的！”贝克把纸条还给了他，并且写道：“这么说，真是轻描淡写了！”[20]

苏联为什么会如此配合呢？新任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也是唯一在政变结束之前就对此进行公开谴责的人，因此受到奖赏，担任了最高外交职位，他是这样解释苏联对美国让步的原因的：“我们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也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因此我们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我们从第三世界撤出，降低与古巴交往的规模，也是如此。一方面，努力维持这些关系耗费巨大，我们已无力承受了；另一方面，抛弃这些国家可以表明我们友善的态度。美苏双方在发表的声明中都故意强调两国关系的亲善，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经济原因迫使我们这么做，美国人也心知肚明。”

多年之后，当潘金坐下来撰写回忆录时，在试图回忆、分析并且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时，他有理由强调其中的经济动力。即便原因确实如此，这份回忆录还表明在1991年秋天那段重要的日子里，苏联在国际场合的行为不仅仅是被纯粹的经济原因驱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革命，它使人们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和苏联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这一革命的发展是一个酝酿已久、潜移默化的过程，开始于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些亲自由主义的官员和顾问们，苏联政变失败促使革命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