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公投（第4/6页）

11月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份《乌克兰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确保所有民族的公民享有平等权。11月16日，上千名代表聚集到敖德萨，参加由“乌克兰民族运动”和乌克兰议会联合举办的全乌克兰民族大会。参会代表压倒性地通过了支持乌克兰独立的决议——只有3票反对。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惊奇地发现：一位哈西德派犹太人和一位乌克兰人都身着哥萨克风格的服饰，腰侧佩剑，一起前来参加大会，在敖德萨剧院前和平呼吁各自的事业。这与乌克兰以前试图获得独立时的情况大有不同。1918年1月，之前表示支持独立的乌克兰议会犹太人代表却投票反对独立。紧随其后的是亲民主联盟分裂、连年内战，以及无数次的清洗和屠杀，这些在犹太人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现在两个民族看到了一个能解决他们各自问题的共同办法。1991年11月，支持独立的犹太人达到60%，比俄罗斯人58.9%的支持率还高出一点。[15]

11月20日，克拉夫丘克在第一次全乌克兰宗教论坛上讲话。这位曾自封为乌克兰首席无神论者的克拉夫丘克（在他的监管下，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部对全国的宗教组织进行监督）向宗教领袖寻求原谅，他并不是代表已垮掉的政党，而是代表现在的国家。随着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失去了吸引力，宗教回到公共领域，宗教各派开始对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区占全苏联的三分之二，乌克兰也是苏联大部分新教徒的家乡，这片土地被认为是苏联的圣经地带。随着苏联的新思维和政治公开性改革，这里已然成为一个宗教战场。克拉夫丘克呼吁宗教间的宽容和对独立的支持。他希望宗教领袖致力于各自宗教机构的独立，但是要避免由此产生的冲突。11月20日，乌克兰16个宗教组织的领袖承诺支持政府的宗教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支持独立的表态。[16]

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的命运是让克拉夫丘克感到担忧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当瓦连尼科夫大将在政变第一天来到议会办公室会见他时，克拉夫丘克就已经意识到乌克兰政府根本无法抵御苏联军队。政变失败后，乌克兰政府立即接管了内务部在其领土上的军队，并以此建立一支国家卫队。但是这不足以威慑驻扎在乌克兰并受莫斯科指挥的苏联军队。乌克兰被认为是在全球战争中苏联防御结构中的第二梯队（第一梯队是苏联控制的东欧），苏联在此总共驻军70万人。

8月27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后的第三天，克拉夫丘克召集驻乌克兰的苏军高级指挥官开会。他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乌克兰独立这一新的政治现实，并着手组建独立的乌克兰军队。这些军队大佬不相信乌克兰议会的决议会影响到他们。有莫斯科在背后支持，他们提出苏军应该继续在统一指挥下保持团结。克拉夫丘克的军事改革呼吁只得到了一位参会军官的积极响应，他就是47岁的空军指挥官科斯坦廷·莫罗佐夫少将。莫罗佐夫这位思想开明的军官同情乌克兰的民主运动，他是在场唯一一位曾抵制政变领袖下达的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命令的军官。现在他成为会上唯一一位建议独立的乌克兰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军官。这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他可能不再有晋升的机会，甚至可能无法保住现在的职位。

他以前的部下焦哈尔·杜达耶夫将军于1991年春天离开苏联军队，并领导车臣共和国争取独立，现在莫罗佐夫和他的部下一样坚定地站在反莫斯科阵营之中。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的生命和事业从今往后将和乌克兰的独立紧密相连。8月27日，会议后的一周，乌克兰议会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了任命莫罗佐夫出任乌克兰首位国防部长。他赞同将乌克兰建成一个无核国家，愿意放弃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库。然而，他反对将核武器转交给俄罗斯，而希望将核武器在乌克兰销毁。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语推广协会会长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向莫罗佐夫提出了一个问题，莫罗佐夫的回答赢得了议会的支持和肯定。当被问及是否能学会乌克兰语时，用俄罗斯语向议会讲话的莫罗佐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告诉帕夫雷奇科，他将很高兴在大家的帮助下学习乌克兰语。这一回答让国家民主党很满意，此前他们不能肯定是否可以将这个尚未完全诞生之国的国防大权交给一个有着典型俄罗斯姓氏的将军。

莫罗佐夫实际上是乌克兰人，他有一半乌克兰血统。他在乌克兰东部出生并接受教育，那里大部分人都说俄语或夹杂着俄语的乌克兰语，他在学校学习过标准乌克兰语，但是在军队里已经有30多年没用过了。他被委任在基辅指挥空军，对于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失误。根据苏联军队不成文的法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让乌克兰族军官在乌克兰担任高级职务。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在本国服役的其他共和国军官。杜达耶夫将军是后来车臣独立的领袖，他曾在乌克兰莫罗佐夫手下服役，但是他无法在本国担任指挥官。即使在乌克兰，他想要晋升至将军也并非易事。他曾因为得知晋升后跳了一支列金卡舞——高加索地区多民族表演的一种民族舞蹈——而被控犯了民族主义错误。

莫罗佐夫之所以能绕过苏联对少数民族军官提拔的限制，是因为他的档案文件显示他是俄罗斯人，而非乌克兰人。当他在1991年秋天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时，莫斯科的指挥官们，包括他的前领导、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曾两次问莫罗佐夫究竟是不是乌克兰人。莫罗佐夫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他的个人档案显然有误。据莫罗佐夫后来回忆，对于指挥官来说，拥有一半俄罗斯血统就意味着是俄罗斯人。他的个例表明了俄乌关系的复杂性，随着乌克兰族的俄罗斯化，两国文化和身份也在20世纪变得更加模糊。在苏联，像莫罗佐夫这样父母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国籍。许多人选择俄罗斯作为护照国籍，但是在乌克兰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故乡。莫罗佐夫就是其中之一。[17]

语言、身份和忠诚是莫罗佐夫在担任乌克兰军队总设计师的职务上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语言的重要性在1991年10月凸显出来，当时他会见了一位到访的美国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位卡特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在乌克兰议会通过该国非核地位的决议的前一天到访基辅。在与这位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进行正式会谈之后，布热津斯基问莫罗佐夫可否私下聊聊。莫罗佐夫后来回忆说，他同意了，但是有点困惑——他不会说英语，而布热津斯基也不打算说俄语。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沟通方式：波兰裔的布热津斯基说波兰语，而莫罗佐夫说乌克兰语。这样他们彼此都能听得懂对方的话了。布热津斯基私下问的一个问题是：乌克兰军队应该用乌克兰语还是俄语？莫罗佐夫回答说从俄语换过来会有困难，但是他觉得应该用乌克兰语。布热津斯基很喜欢这个答案，莫罗佐夫所说的一句话令他永生难忘：“保卫国家的命令应该用这个国家的语言来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