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公投（第2/6页）

对于许多乌克兰知识分子来说，选克拉夫丘克代表着两害相权取其轻。民族阵营的人怀疑，如果不加以严密监督，他可能会屈服于莫斯科的压力。来自格里诺夫阵营中亲叶利钦的民主党人认为，他对民族主义人士过于温和了。两个阵营都不会忘记他之前的共产党背景。即使如此，那些不相信车诺维尔或格里诺夫会赢的人还是准备忍痛割爱，战略性地把选票投给克拉夫丘克。正如国家民主党议员瑞莎·斯科里克对《乌克兰周报》的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那样，克拉夫丘克恰逢其时，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是唯一可以和共产党精英人士对话的独立派候选人，在8月24日乌克兰独立的投票过程中他就展示了这一点。据斯科里克所说，克拉夫丘克知道他无路可退。“他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她对记者说，“说他是一位具有崇高道德水准的人，我不敢苟同……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的是英雄还是超高的外交手段呢？”[7]

克拉夫丘克在回忆录中写道，除非乌克兰投票赞成独立，否则赢得总统职位将毫无意义。他不想成为莫斯科统治下的一个省的省长。竞选初期，在他的领先地位得到了稳固之后，克拉夫丘克认为最佳的竞选策略不是为自己竞选，而是为乌克兰独立竞选。这一招对选民很是奏效。赞成独立的民众人数稳步增加：9月底达到65%；11月初的民调显示达到将近70%。共有80%的选民计划在竞选中投票。超过70%的这道坎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1991年3月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联盟公投中乌克兰选民的支持率。这一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争取维持苏联存续下去的重要武器。

克拉夫丘克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不仅要击败3月公投的结果，还需要得到乌克兰各地区50%以上的支持率。否则，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将受到来自国内和莫斯科方面的质疑，更别提西方了。不能听天由命。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支持者花了很长时间商讨12月1日对公众问询的措辞。民调专家告诉他们，在问人们是否支持独立的同时，还要问人们是否认同乌克兰议会8月份通过的独立宣言，这样效果会更好。几十年来，苏联在乌克兰东部的宣传中一直贬低“独立”这个词。但是议会的批准赋予了这个词以及这个概念一种新的合法性，会吸引保守的选民。在公投的前夜，议会主席团向乌克兰民众发出呼吁，做最后的说服。该声明表示不支持独立就意味着支持附庸。几乎没人希望自己的共和国继续附属于莫斯科。

乌克兰独立的支持者们，无论是克拉夫丘克和格里诺夫，还是车诺维尔和卢基扬年科，他们在各自的竞选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乌克兰地域文化的多元性。这正是沙赫纳扎罗夫提议戈尔巴乔夫为阻止乌克兰日益高涨的独立运动而打的牌，而戈尔巴乔夫也向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个问题。虽然民调预测乌克兰整体会强烈支持独立，但是每个地区的支持率有所不同。加利西亚地区的支持率最高，之前该地区被奥地利和波兰统治。在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地区，参与民调的选民中有超过92%的人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的故乡沃利尼亚紧跟其后，预计将有近88%的选民支持独立，该地区曾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属于波兰，但从来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基辅和乌克兰中部地区也跳上了独立的马车，但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一些省份对独立的支持率刚刚超过50%。这些地区曾经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统治之下完全成为殖民地，在苏联时期还有大量俄罗斯人涌入。在那里，克拉夫丘克遥遥领先于主要对手车诺维尔。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真的实现独立，克拉夫丘克的当选意味着不会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8]

10月23日，克拉夫丘克飞往乌克兰最不愿独立的地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说服当地议会支持乌克兰独立。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通过一条宽7千米的狭长地带与乌克兰本土相连，一条宽4.5千米的刻赤海峡将它与俄罗斯分开。克里米亚在1954年前属于俄罗斯联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因为经济原因被转交给乌克兰，在1991年2月之前都属乌克兰25个州之一。这一切在1991年1月克里米亚公投之后改变了，克里米亚从此不仅获得了自治，还获得了成为新联盟协议签署方的权力。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忙于提升自治区的地位，以此制约联盟各共和国具有主权意识的领导人。这一策略的实际效果不大。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尼古拉·巴格罗夫前往莫斯科签署联盟协议，巴格罗夫委婉地拒绝了。大家已经很清楚乌克兰不会参与这一协议。

但是，1991年秋天乌克兰领导人在克里米亚遇到的问题并非全是戈尔巴乔夫的错。1991年2月，基辅当局同意授予克里米亚自治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该国唯一一个乌克兰族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乌族人口仅占四分之一）。超过67%的人口由俄罗斯族组成，俄罗斯族主导了克里米亚的政治和文化。克里米亚没有乌克兰语学校，乌克兰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乌克兰语，只有一半的乌克兰族人把乌克兰语视作母语——这一切都表明他们的乌克兰身份感并不强。基辅政府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克里米亚驻扎着苏联黑海舰队的将士，还有反对乌克兰独立的退伍军人。1944年被指控在德国人占领期间通敌而被斯大林驱逐出半岛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返回他们的故土，这使得民族之间的平衡变得更为复杂。[9]

在克里米亚议会计划为地方公投法投票的当天，克拉夫丘克来到克里米亚，这一法律将把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问题正式摆上桌面，并由民众投票来决定。他成功说服了克里米亚议会推迟启用这一法律，并取消公投。他的论点很简单：如果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自治区，其议会将有足够的权力解决地区内部问题，而不受基辅的干涉。1954年以来与基辅共事的前共产党精英人士同意推迟对该法律的投票。他们在议会中的对手，即以克里米亚共和运动为代表的支持公投的反对派，在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来。

尤里·梅什科夫，共和国运动的领袖，是为数不多反对8月政变的克里米亚代表之一，他宣布绝食以示抗议。他将议会的冲突定义为一次民主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然而，在克里米亚政治里，没有什么是明确定义的。不久，四名女记者——一名乌克兰人，一名鞑靼人，两名俄罗斯人——宣布绝食抗议由梅什科夫的支持者们挑起的克里米亚民族仇恨的升级。克拉夫丘克一方最终占了上风：没有单独针对克里米亚独立的公投。克里米亚的选民来到投票站只需回答一个问题：是否支持乌克兰独立？与叶利钦对待车臣问题的方式不同，克拉夫丘克试图通过政治手段使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共和国内实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