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 墙
老是待在外头朝里望是很难耐的，可是这些洋人别无选择。他们麇集水边而居，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这城墙虽然日渐崩颓，但气势仍在。这些洋人常爬到租来的寓所屋顶，隔着城墙眺望栉比鳞次的街道和庭园幽深的大宅院。他们获准沿着西墙的外沿闲步，城门警卫森严，兵丁成群，洋人走过的时候，对着又长又黑的甬道朝城里望。如果时局安定，三五洋人会事先约好，在一大清早碰头，绕着外城墙走上一圈。假如没人挡路的话，这一趟大概要花上一个时辰。1835年年底有场大火，烧了一整夜，毁了逾千户房舍，有个洋人爬上城墙看火；兵丁先是把他赶走，后来又准他第二天下午来看，还可在城墙上闲逛。但这只是破例施恩，下不为例。有些人得到允许，到城外小山上的庙里走走，从庙的塔楼上远眺城墙里的大千世界，景观自是不同。还有些人看旧地图，把城里的地标安在他们从未走过的街道上。1
洋人在郁闷之中，度量出他们居住地的范围。从东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从北到南距离更短。这块地区南临珠江，江边有一块空地，洋人管这叫“广场”。房子正门离江边只有五十步之遥，挤满了房舍，只有三条南北走向的窄巷将房屋稍稍隔开，巷尾的大门到夜里还要上锁。1836年，这里住了三百零七人——主要是英、美两国人，但也有一些帕西人和印度人、荷兰人、葡萄牙人、普鲁士人、法国人和丹麦人。他们不准带女眷，二十四个已婚男人必须把妻子留在一百英里外的澳门，乘舢板走沿岸水路最安全，但要花三天工夫。在1830年，有两次有些人不守规定，带了妻子女眷前来。这些妇女头戴绒帽，披着斗篷怕人识破，镇日都留在屋里，到了晚上才出门四处看看（选这个时间是因为店铺已打烊，街上似乎没人），结果立刻有人大喊“洋鬼婆娘来了”。当地人打亮了灯笼，把路给堵住，到洋人都退回家里才罢休。官府以不让做生意来逼他们把妇女送回澳门，终于是遂了愿。2
但是生活也并非没有补偿。钱不难赚，而且不管年纪大小都赚得到。如果做的是鸦片买卖，而买主又急着要的话，几分钟就能赚到两千美元；买卖茶叶、生丝、皮毛、药品、钟表、瓷器和家具，赚的钱较少，但比较稳定。洋人自己印了两份周报，报道当地新闻以及有关商务和国家政策的冲突和争论。这里有个成立未久的商会，还有两家客栈，每晚花个一美元就可享用带蚊帐的床，还有热水可漱洗，可惜没镜子。这里每天都有鲜奶可喝，附近总有洋人养几头奶牛，或是在当地的牧场，或是在泊于珠江的船上（船只经过改装）。这里还有座可容纳一百个座位的小教堂和“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分会。甚至还有一套新的邮寄设施，往来于广州洋行和澳门之间，取代了老式邮船。每星期三、六收邮件，信件的邮资五美分，包裹收二十美分。老邮船上的水手脾气坏，有时把邮包扔到水里，任其漂浮，如果没沉下去的话，才把它捞起来。3
有十三排房舍被称为“行”或“商馆”，这是从一小帮中国商人手里租来，他们得了官府特许，可以同洋人做生意。屋子宽敞，通风良好。其中有好几间毁于1822年的大火，但又用花岗岩和当地的砖瓦石材修葺一新，靠河边一侧修成两层楼，后边则加成三楼。新屋更能防火，附近就有设计巧妙的水龙。十三间房舍各有套间、储藏室、写字间，彼此之间有拱顶过道相连，又保有隐私，长长的走廊和威尼斯式百叶窗挡住夏天烈日。尽管天气炎热，但人在硬藤席或竹席床上睡得很香，一点也不怀念家乡的羽绒被。
每一组房舍是看里头哪个国家租的房间最多来命名，所以会有西班牙馆、丹麦馆、瑞行（即瑞士行）、英国馆、荷兰馆，最近还有美国馆。但并不是说里头就没有别国的商人，而十三洋行之间有许多小团体交错并存。有些房舍里还有弹子房和图书室，宽敞的游廊伸向河边，阵阵轻柔晚风吹来。华丽的餐室摆着灿亮的烛台，映照在银盘和光滑无疵的餐具上。山珍海味，每张椅子后头静静站着穿戴正式、神色肃穆的中国仆人4。从一个美国年轻人的财产清单（由细心的中国账房列出来），便可窥见这种生活的模样：刀叉各三十把，三十只玻璃杯和细颈瓶，一皮箱羊毛衫，剃须盒和各式古龙水，镜子，肥皂和蜡烛，帽子和小望远镜，裱了框的画，一把枪，一柄剑，五十磅方头雪茄和五百四十二瓶“洋酒”5。
1830年代的广州城与十三洋行
广州洋行。这些西洋人局限于广州西南一隅，自成天地，个中风貌毕现于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笔下。钱纳利在1825年定居于澳门，在1826年画了广州的美国馆。
钱纳利也喜欢速写在广州的洋人，1838年画了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作福建渔民打扮。郭士立精于语言，经常穿着这身打扮在中国东南沿海传教，操着各地方言，散发宣传基督教的小册。郭士立在1835年与美国传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沿岸航行传教。1836年，史蒂文斯给了年轻的洪秀全一套基督教小册子。
钱纳利也训练了一些中国画师，其中一名在1830年代画了这幅十三洋行图。在钱纳利速写了美国馆之后，而昔日空旷的广场，如今也有些地方给围了起来，成了私人花园。图中所见的商行区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为清兵所占领，并于1842年焚毁。
洋人之间颇有来往，有时也奏乐助兴。来访船上有红衣乐手会在广场上演奏，让洋人听得兴起，但让一旁的中国人惊诧不已，听得挺不舒服6。1835年的广州还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新玩意儿，在蒸汽船上开宴会，还有乐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向岛屿密布、风光旖旎的大海7。出了港湾，循小径登伶仃山顶，在十五个挑夫的簇拥下，找一块平坦的大石，摆上鸡鸭鱼肉、美酒糕点，当然也是有乐队助兴。吃饱歇足之后，如果你希望的话，还可顺着山坡踏上厚实干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脚8。
语言似乎是个问题，因为放眼广州城和洋行，没半个中国人能读写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只有几个洋人能勉强写些粗浅的汉文。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全盛期，有十来个英国年轻人来广州洋行学习汉语。他们译了一些中国小说戏曲，甚至还译了一些中国典章，这样便能更审慎评估官府规章是否公正。虽然官吏有时把那些教洋人汉语的中国人关起来，甚至还处决了一人，而教汉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学生的寓所。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奋力抗争，努力不懈，终于争得以汉语译文（而非英文）呈递商务文书，以及雇中国教习学中国典籍和广东方言的权利。虽然公司董事始终没争得雇佣中国刻工的权利，但他们还是自己用木版刻刊了一本英汉字典。而且他们还设法收了四千本书，里头有不少中文书，在宏伟的洋行里设了图书馆，请公司的资深医生代为管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