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 墙（第2/3页）
随着英国政府在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这段辉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大部分的学生和精通汉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国家。良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死于垄断权废除这年。那所图书馆也撤掉。到了1836年，只有三个在公司的花名册上被列为“学有所成”、可领享年金的年轻人留在广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办撤离事宜10。在划定给洋人住的区域里，连一家书铺也找不到，因为律令明文规定，不准卖中文书给洋人，即使把地方史志给洋人看也属违法。想找书的话得多走几步路，到城西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两头有门，夜里会上锁），里头有两家书铺敢于犯禁，把一些小说、演义和“志怪故事”卖给洋人；有时还代为设法从城里的大书铺买些其他书籍11。
但是多年经验衍生出一种被称为“广东洋泾浜”或“皮钦英语”的语言，几乎所有在洋行间讨生活的人都用它。这种语言把借自葡萄牙语、印度语、英语和各地方言的词汇糅为一体，而后根据汉语来拼读，在发音时把“r”转成“l”，把“b”转成“p”，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联系。“Pidgin”一词源自英语的“business”（生意），发音误转为“pidginess”；而“Deos”（上帝）则成了“joss”，因此“宗教活动”就说成“joss pidgin”。“性”是“lof pidgin”，“窃贼”则是“la-le-loons”，源自“ladrao”，“船只”说成“junks”，“市场”是“bazaars”，“午餐”是“tiffin”，“信件”是“chit”，“管事的人”（mandar）说成“man-ta-le”或“mandarin”，“文书”说成“chop”，“紧急文书”说成“chop-chop”，“十万”是“lac”，“劳工”是“coolie”，“会议”是“chin-chin”，“熟人”说成“number one olo flen”12。在齿辅音之后会加两个“e”，这样“want”就成了“wantee”，“catch”就成了“catchee”。店铺伙计手头放有一本手册，由当地人编纂，当做生意指南。里头列着某个事物的中文名称，再以广东方言标注英文的发音。例如“秤”标作“士开了士”，“一月”就标作“叶那里了”，“西风”标作“威斯温”，“一、二、三”就标作“温、吐、特里”13。所以，富商伍浩官知会一个年轻的美国商人，有个大官要来，要一大笔钱，语带无奈地说：“Man-ta-le sendeeone uece chop. He come tomollo, wantee too-lac dollar”，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意思14。
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河岸停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几乎看不到水面。有从上游来的货船、运送旅客的客船、以船为家的疍户、招揽嫖客的花船、浪迹天涯的算命先生、官府的巡艇、剃头匠的小船、贩卖吃食、玩具、布匹或家用杂货的船只15。这些的吵嚷声此起彼落，往返于牡驴尖（Jackass point）码头和河南（指珠江以南）岛之间的摆渡船穿梭其间。河南岛上有茶园、园林和寺庙，洋人有时可获准到那儿散心16。此处有八十艘小渡船，每艘可载客八人，每人收两个铜板，如果不想跟人挤的话可包船，十六个铜板。还有很大的戏舫，沿途卖艺，戏子就在途中排练，戏船上还提供鸦片，出得起钱就有17。
这些戏舫的主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洋人请上船，固然是想赚点钱，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论，真诚好客和热情也是有的。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磨坊伙计洗了澡，大口吞着青菜白饭，很欢迎带人去看看那十一个大磨盘和推磨的老牛。夕阳西下，一伙木匠、泥瓦匠聚在街角遮阳篷下吵闹着、吃着酒菜，也会招呼路过的洋人坐下来。一群群健壮如牛、或光着脚板或穿着草鞋，身上几乎不着衣物的苦力，扛着扁担和空荡荡的挑索，在铺棚和市场间或蹲或站，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耐心等候好几个时辰，图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们还是会快活地同你打招呼，表现一片善意18。
洋人叫得出一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调的变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权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产权都归他们所有，并居间把洋人的请求和抱怨转呈官宪。伍浩官、梁经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库房也建在十三行商馆东西两侧的珠江岸边。此外，人人也都识得官府的“通事”，1836年的通事有五个：阿唐、阿通、小唐、赖才和阿衡（均为音译），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挨门挨户转达重要消息19。
我们知其名的还有上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诊疗所看病的人，挂号簿上仔细登记了他们的名字。伯驾的“普爱”（或译“博爱”）医院在1835年下半年开办，设在新豆栏街（Hog Lane）七号“丰泰行”的二楼，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从1835年11月4日到1836年3月4日之间，就收治了九百二十五名患有白内障、肿瘤、脓肿、耳聋、偏瘫等各式疾病的人，其中有米商阿兆、阿洁姑娘、衙门里的书吏马泽敖、兵丁张山、裁缝庞氏（均为音译）等20。
初见新豆栏街，实在不像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医院院址位于这窄巷的北端，远离河岸，靠近那条划为洋行商馆区北界的通衢大道。伯驾选这地方自有他的考虑，“病人来去可不用穿过商馆，惊动洋人，本地人也不会因为进了洋人的屋子而遭人物议”。竹签上头写了汉字和英文，由楼下的杂役发给前来问诊的人（有些人已等了通宵），然后一一上楼，伯驾治得了的就全力医治。病人小至六岁，大至七十八岁，有男有女，且人数极多，令伯驾颇感意外，他说：“我以为在诊所里医治女性病人会有困难，女子走进洋行被视为是犯法的”，但由于多半都有男性亲属陪同，既可照料也省得让人闲话，“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女性病人大约占了三分之一21。
还有一些人，虽叫不上名字，其经历却也让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完整的印象。两个瞎了眼的女童，顶多不超过九岁，拿着木碗讨饭，相互扶着走到广场，她们虽然衣衫褴褛，光着脚，满身虱子，可她们依然有说有笑22。书贩肩挑两筐时兴小说，摇着拨浪鼓，挨家挨户向伙计工人卖书，好避开约束书铺的那套规定。他把手中货色给前来问货的洋人瞧，说他心里对官府的规定并无怨言。他赊账批来的一千多本书已卖得差不多，只剩下他现在挑着的这三百本软面装帧的小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