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紫 荆

洪秀全一回家，开口就问：“冯云山在哪里？”家人都回说：“我们以为他和你在一起呀！”事情弄得一团糟，就算能说得清楚，也实在是说不过去。洪秀全在桂平县城找到南门掌塘张考水，问他冯云山人在哪里，张回说冯云山与张的一个侄子说是要回广东官禄。洪秀全信了张的话，没再细查便回家了。冯家人为此责备洪秀全，云山先是入了教，之后又随洪秀全远游，如今洪秀全却丢下冯云山不管。1

洪秀全也束手无策。他既无盘缠，也无气力或意愿再循原路回广西。而且，官禄的父老再次提议让他教书。洪秀全接受了。他以教书所得来养家糊口，一面继续发展宗教文章的涵盖面，这是他在广西赐谷村黄家开始动笔的。2

冯云山没有洪秀全在身边，他做了一些对洪冯两人未来影响至深的举动。1844年11月，洪秀全来找冯云山的时候，冯云山其实人和张永秀一起在桂平县城里。洪秀全离开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冯张两人决定离开桂平，但不是顺河而下东去广州，而是北上到桂北山区边沿一带。他们先在古林社，张家在此地薄有家产。1845年初，他们沿着发源于紫荆山区的河谷向西北前进，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张家在那里也有些田地。3

这一次，冯云山始终没有打算与家人或是回官禄的洪秀全联系——或许他也没这个机会。他不断宣讲从洪秀全那里学到的救世赎罪之道，述说洪秀全如何与兄长耶稣及独一真神的天父见面，而且把这梦境讲得越来越详细。一些人跟冯云山信了教，冯云山用他从洪秀全那里学来的方式给他们行洗礼，于是形成了一小撮宗教团体。冯云山名之为“拜上帝会”。当地一个曾姓人家信了他的教义，且极为热忱。1846年，冯云山住进曾家，这地方还更北些，深入紫荆山山区。冯在此待到1847年。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冯云山越往山里走，离官府就越远，远离儒家教义和势力，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市集，远离良田与有权有势的地主，远离最早开发此地的汉人家族——这些人如今自称是“本地人”。冯云山也是客家人，他轻易就与住在丘陵地带的客家人打成一片，甚至和四周土著交往。他们或许信的是偶像，但他们的心思变动不居，弹性较大。他们的歌谣、传说、情爱游戏——就像六洞庙那对男女的故事——也许会招致卫道人士挞伐；但这些人靠着一门手艺或做苦工挣口饭吃，有许多人即使不是无立锥之地，也是仅得温饱而已。梁发在书中曾忠实转译了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登山宝训就像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一样。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在银坑（如今仍在紫荆山中可见）或在零星分布的煤矿里劳作，有木匠、铁匠、磨坊工人、居无定所的剃头师傅和算命先生，兜售药品、盐巴、鸦片或豆腐的商贩、船民、柴夫、烧炭工人、牧人、挑夫，还有那些逐活而生的零工5。一位早年的拜上帝会的人后来谈到他早年在这个地区的生活：“吾家困窘，食不果腹，以耕田为生，耕种山坡梯田或外出作雇工，聊以度日，知命认穷。吾八至十岁随伯父读书，然因家贫而辍学。但吾在多所书塾作仆役，故颇认得此等书塾。”这人又说，此种困状，“实是度日如月，而度月如年，苦不堪言”6。广西这一带素有贫瘠之名，此时又饱受干旱之苦，饥荒四起，灾民欲求饱食不可得，竟至吞食煤土7。

匪患时有所闻，让日子更加艰难。广西紫荆山这类地方有如17世纪洪氏家族迁徙的花县，适合亡命之徒栖身；盗贼下山来抢劫较富裕的农夫和镇民，官府若是派兵前来追剿，他们就窜回山上贼窝。洪秀全开始在赐谷村传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继续传教时，又出现了一股窜入桂南、桂东谷地的匪徒，让问题更形复杂棘手。

怪的是，盗匪在桂省流窜，却是英国人种下的因。英国人对清廷的战事虽短，但为祸甚烈，结束了限制重重的“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并为传教士争得独立设教堂、传福音的权利；英国人开始以蒸汽船和装备精良的船舰，扫荡了数代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杀人越货的海盗8。1805年，七大海盗首领曾结盟，将南中国海沿岸水域划分势力范围，自有一套不为人知的招募体系、信号、行为规范和活动区域。各个首领借着把家中姐妹女儿或劫掠来的女子嫁给其他海盗，以巩固势力范围，或是将可能成为首领的海盗收为义子，透过“家族效忠”来建立“义养血统”；男性首领与俘虏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如果发展良好，俘虏也有可能被升为头目9。

这个海盗帮派由一个名叫史洋的女人统管，她曾在广州附近卖笑为生，后来做了一个海盗首领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丈夫死后，她又嫁给了丈夫以前的面首，也同他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丈夫死于1843年，享年六十八，此后她算是不再过问江湖是非，但还是在城里开了一家赌场，生意兴隆。她孀居广州附近，颇富赀财。10

香港在1842年之后发展迅速；英国人以香港为中心来廓清英国的贸易路，这贸易有合法的茶叶、生丝交易，也有非法的、与日俱增的鸦片买卖。英国人想利用海事法中的反海盗条款，在香港周围清理出一条没有海盗的海域，英国人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广州官府联手（但合作并不顺遂）。海盗若在香港周围三英里内被抓，将在英国的殖民法庭上受审，被判死刑或流放。在三英里以外被捕的海盗则由英国人审理，或是交由官府处置11。1843年，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监督到任，这个英格兰人曾任汉语翻译多年，大力拓展了英国的行事方式，因为他懂得怎么利用当地的告密者，讯问从香港水域舢板上抓来的水手，获取海盗动向。殖民政府也施行了新的户籍登记法令，要稽查住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要稽查在港口游弋的驳船和渡船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并在其船只画上清晰的编号。英国当局有权进入领地“全部或部分由华人居住或驾驶的”房舍及附近水域的船只12；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英国人能不能这么做还大可置疑。

英国人慢慢开始将海盗赶出海域，但海盗却沿着河道往内地避难，尤其是沿着西江，从广州城深入广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不能进入广西追剿海盗，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师数量零星，缺乏训练且装备拙劣，对这些海盗也无力处置。广西东部的大小河川只有四艘较大的舰船负责管辖，每船配有十四名兵丁、水手，另外再加上十八艘只配备两个兵丁和两个水手的小巡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