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紫 荆（第3/5页）

他们永世不忘的“本”就是“洪”。“洪”一字意兼指硕大或洪水，亦做姓氏，在天地会之前存在已久，但对成千上万的天地会会众来说，“洪”却有特殊的召唤含意。在1760年代到1840年代之间，天地会规模扩大，影响日增，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并使其完备。“洪”这个字其实是1760年代天地会创始人的诸多化名之一，它也是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的第一个字，代表天地企盼“反清复明”，天地会还杜撰了一套谱系，溯及17世纪清兵灭明之时。除此之外，“洪”也见于古代佛教典籍和占卦相书中，并经常与“太平”年月并用。30

但永不忘本并不是要大声呼号：天地会会众反将“洪”字拆成几个数字。左边三点水即为“三”，右半的“共”为“廿一”和“八”组成，故会众在说话或相互引见时便用“三八廿一”，或将“八”作“两点”，与“三点水”相加成“五”，而为“五廿一”。31

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传教之时，天地会已深入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天地会在珠江三角洲曾强迫当地农民入会（或以威胁，或杀害不服者），在广西也是如此，少有人敢不从32。天地会透过在香港等地的关系，也拿到了西洋火器，以船运进内地。比如，香港有个天地会头目就跟那个锡兰步兵团的逃兵买了步枪，有会众以广州城东门外书院旁一座归本会会员的房子，作为与香港联系的窝点33。他们经常在广西的大小河川设立“关卡”，向过往货船行人收买路钱。广州一带的赌场曾红极一时，也有会众将之迁到桂平附近的城镇，公然炫耀其势力34。洪秀全或因此将禁赌博列为第六诫条，与酗酒和吸鸦片并列，而冯云山宣讲反赌博教义时，也发现听众颇有同感。

对于那些痛恨河匪势力而又不愿加入的人来说，一种办法就是组织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三元里事件”中，士绅农民群起对抗占领广州城外山头英军，中外皆知，但是不只是此地有团练，其他地方聚落也都有团练。到了1846年，团练的数目剧增；团练由汉族地主控制，按村庄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团丁，团丁可获取些许报酬，往往是用全村的税金来支付，这些税金中有一部分抽自客家人。35

客家人从广州城之东北持续向桂平一带迁徙，已有五十多年，远早于海盗侵入内地。因社会秩序动荡，迁徙不绝，以致在某些地区，客家人比土著还多，尤其又以山区为甚。由于客家人多为天地会成员，故在1840年代，桂东一带为了争夺居住地和耕地，纷扰层出不穷，族群摩擦不断。“找说客家话的人寻仇”成为当地汉人时兴的口号之一36。客家人不论男女，到山坡田里劳作时都带着器械，若是一有警报，便能聚集上百个肩扛锄头、手持长矛的人。土著壮族、瑶族的首领受客汉两方的压迫，本身又往往颓废腐败或负债累累，因此便对客汉之争作壁上观37。

对于处在如此艰困环境下的客家人来说，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引起共鸣，而许多人急于皈依冯云山的拜上帝会，不仅是因其宗教教义，也因其人数与组织意味着团结一致，对付各方的威胁38。一个穷困潦倒的拜上帝会成员说到这种乱哄哄的分裂割据局面和不确定的忠诚感：“匪患年复一年，当铺时有被抢，村镇不断遭劫。乡民见惯（武装）帮派，不再惧怕；当彼等见拜上帝会队伍开来时亦是如此……彼等并不逃窜。而团练竟因此压迫彼等，故彼等惶然入吾辈行列。”39

桂平一带的客家人开始成群加入冯云山的拜上帝会，这或许也是因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已在此地为基督教打下基础。郭士立曾在1836年与埃德温·史蒂文斯一起沿海航行，散发小册子。从那之后，郭士立不仅发展传播救世主福音的新方式，也担任新任英国商务监督的翻译和汉语秘书，所以他在了解打击海盗和乡村社会状况上，便处于绝佳的位置。40

郭士立不似那些谨慎的传教士，他向来认为应该尽其可能去了解中国人，好让他们皈依基督教：“须从彼等之口，知其偏见，目睹其恶行，听其辩解，方能知彼等……吾人应完全顺应中国人之所好。”41郭士立还相信“皈依基督者应献身推进这份神圣事功，而礼拜会众之于旁人，则为传教组织”，因此，他在1844年组织中国人成立“汉会”（Chinese Union或称Christian Union，中文又称“福汉会”），与他一同实现共同目标。据称第一年汉会有会员三十七人，到1845年下半年，会员遽增至二百一十人。随着会员继续增加，次年，汉会在广西设立几处分会，其中之一在桂平县；华人传教者数人同行，从总会前往广西分会宣讲，汇报在广西“众多人”陆续成为“拜爷苏（即耶稣）者”，连河盗也来皈依42。

郭士立本身是基督教“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的成员，对传教的看法极为开放。他相信，即使汉会多由未受过训练的华人信徒组成，也仍能传播友爱的思想和共修生活的价值。教派各有着重，但郭士立也相信，这远非皈依基督的中心要旨，而华人基督徒是否继续祭祖，或是否供奉上帝也不必太过计较。43

郭士立在1830年代就以汉文出版了一些论及宗教、教育和科学的小册子，在广州城以及他那次未得官府允许的沿岸航行散发，此时鸦片战争还没爆发。在1840年代，随着汉会规模渐增、范围日扩，郭士立大大增加印行的数量，还把欧洲人捐给他作为传教之用的善款，取了相当一部分付给汉会会员，好向内地（尤其是广西）散发小册子。郭士立印的小册子，开本、分量比梁发印的《劝世良言》都来得小，所以也更好携带散发。梁发的书共有九篇，散发时并不总是装成一册，而是分成四五册，每册有两到三篇，有时甚至分成九册，每册一篇，这样固然分量轻了一些，但也更难以通盘领悟。44

郭士立或汉会成员在1840年代撰写、散发了五十种以上的小册子，每一册都只谈一个主题。有些小册子从《新约》摘录段落，并稍加解释：“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纵欲的人不得上帝的宠爱”，“爱邻如爱己”。有些册子说的是基督信仰中的某些特定问题，如忏悔、祈祷、耶稣的爱、复活、永生、上帝对世人罪恶的原宥。有些册子处理《圣经》中的特定章节，如《创世记》第3章有关亚当和夏娃堕落和被逐一节，《约翰一书》第1章有关耶稣给世人带来光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