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干 王

1859年4月，洪仁玕抵南京，拜见了自1849年之后便未曾谋面的堂兄——天王洪秀全，此时额尔金探访南京未久，而太平天国的政局正处于踌躇犹豫之中。天王又惊又喜，因为仁玕既是族人，且关系亲近。洪仁玕长于邻村，认识天王的亲戚。在洪秀全的族人中，他是最早信教的，且与冯云山有深交。洪仁玕了解香港，熟知洋人及其处事之道。他熟读《圣经》，对天王的启示、堂兄与上帝及耶稣的亲缘关系深信不疑。所以，洪仁玕到了没几天工夫，洪秀全便封这位堂弟以“主将”的尊号，统领太平军，又兼以“精忠军师”、“文衡正总裁”以及“总理朝政”、“外国事务总管”等衔。1859年5月中，天王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敕封洪仁玕为“干王”，取代那些已升天的建国元勋。1

洪仁玕自上次与堂兄分手后，过的是奇特且往往充满危险的生活。当年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展会众，洪仁玕累试不第，考了五次都落榜。1850年，官军至花县搜捕会众和洪秀全的族人时，供仁到广西投奔堂兄，但他通不过官军防线，且战事飘忽不定，变动颇速，所以他一直无法与堂兄会合。洪仁玕有家归不得，于是坐船到了香港，开始替外国传教士工作。2

洪仁玕听到太平军攻陷南京，建都于此的消息之后，也像罗孝全一样北上上海，但也无法通过官军阵地，到太平军本营，就连上海的三合会也帮不了他。于是，洪仁玕在上海的一间洋学堂里学习天文和天文计测——可能师从1847年就到中国的天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韦烈亚力。1854年冬，洪仁玕决定再回香港，想办法在教会里找一份长期差事。洪仁玕乘的是蒸汽船，只花了四天，这对他是一大启发，形之为诗：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3

洪仁玕在香港住了四年，继续学天文学，跟传教士工作，慢慢和挤在这块小殖民地上的洋人建立交情，其中包括最早翻译儒家典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梁阿发启蒙师之子、亦是马礼逊和郭士立《圣经》译本的修订者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的译者柏恩斯（William Burns），传教士医师霍布森（Benjamin Hobson），他以中文写过外科、妇科的书籍。洪仁玕又遇到了罗孝全和其他几个美国新教传教士，其中包括裨治文（E. C. Bridgman），他曾以翻译的身份与麦莲（McLane）公使共乘“色斯奎哈那”号到过南京。他还认识了一些来自日耳曼和北欧的巴塞尔传教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包括瑞典出生的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他善于讲道，精通客家话，还与郭士立创立了汉会。韩山文与洪仁玕简述了太平天国的形成，洪仁玕又向他口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与兴盛。洪仁玕也常与容闳往来，容闳是最早留学美国并获学位的中国人，此时正想办法以他对中西的了解在政商方面谋发展。4

洪仁玕在香港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苏格兰人理雅各。理雅各是亚伯丁郡的商人之子，在七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他最初教数学，后来被委任为公理会的牧师，1843年秋派往香港任新教神学院院长，这所学院以“培养中国本地牧师”为目的。洪仁玕在1854年回香港时，理雅各正在编纂一部“被西方各国认为最齐全而重要的十九世纪汉学文献集”5。洪仁玕为理雅各工作，既解教义，助其他中国人改信基督，也做理雅各的助手。洪仁玕有幸与理雅各结交，因为理雅各信任中国人，在他们身上看见许多优点，不断利用传教之便，尽量学习，用理雅各自己的话：“每天花几个小时挨家挨店地拜访信徒，无所不谈，让他们就某一话题与我交换想法。”6

洪仁玕去世多年之后，理雅各想起洪仁玕，说他是“我所知中国人中最友善、最多才多艺的。一想起他，我就心怀敬意和遗憾”。理雅各还说洪仁玕“是唯一一个与我走路时勾肩搭背的中国人”。有时他们在同一个礼拜一起传道，而当洪仁玕说起想到天京见堂兄，理雅各力劝他“就留在香港做牧师吧”7。

1857年夏天，额尔金勋爵抵达香港，理雅各此时或许正与洪仁玕一同散步，他告诉洪仁玕他对未来的看法：

7月2日下午，我正与一个朋友在凯恩路上散步，看到一艘汽船正穿过撒弗海峡（Sulphur Channel）。起先我们以为是邮船，后来看清楚了是“香农”号，额尔金爵士就在船上。船进港时，“香农”号与“海军上将”号相互致意，炮声如雷鸣，在山间回荡，四周景物尽陷雾中，我对同伴说：“这就是清朝的丧钟。它对这些巨兽（leviathan）是莫之奈何的。”8

理雅各的中文功底扎实，在神学上识见广博，新教传教会已委托他与翻译名家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一起“推敲怎样把上帝（Deity）之名译成汉语”。这让他与洪仁玕关系更近。理雅各一生著述颇丰，他始终主张用“上帝”一词，这与太平天国的用法一样。太平天国最初便是由“拜上帝会”而来9。圣徒保罗在给希伯来人的信使书中说明了祭司国王麦基洗德（Melchizedek）［译注：麦基洗德是古耶路撒冷的祭司国王，他向亚伯拉罕提供圣餐而从亚伯拉罕处收取什一税。圣保罗试图以此为例，向希伯来人证明上帝的普遍性］的典故，理雅各布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学立场。在理雅各看来，这种早期基督教的传道方法似乎是一个完备的范例，后世的评注家可依此对《圣经》的内容“存精华，补不足”。按照这个逻辑，儒家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义，因为“上帝”一词可散见于古籍之中。因此，理雅各认为：“《圣经》经文所累积的启示证明了，上帝在世上其他地方有可能也留下见证，即使这些见证随即为其他堕落的影响所歪曲。”10

理雅各与郭士立等几位传教士都对《以赛亚书》第49章11节、12节中的预言，另有一番解释：

我将使我诸山为途，我之大路将为高。视哉，斯人将自远方来，视哉，斯人将自北方西方而来，斯人将自秦之地而来。

在这些传教士眼里，“秦”（Sinim）指的就是中国，意指上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预言中国人也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理雅各在1850年代后半正是以此为传教布道的主题。11

香港自1841年建埠以来，就弥漫着悲观气氛，洋人和军队罹患热病而丧生亦时有所闻，但是洪仁玕所处的1850年代的香港已日渐繁荣，尤其是维多利亚湾一带。理雅各把这繁荣归于太平天国以及广州一带秘密结社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于是，1852年到1853年成了“香港繁荣的转捩点”。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逃往香港避乱；房屋需求紧俏，租金上扬；原本稀落的街道，如今摩肩接踵；华人开了新的商行，为本地商业注入活力；英国皇家工程协会修建了规划完善的道路、排水道和港口设施，英国人还种了灌木丛和竹子以改善空气质量；加上路灯和路灯夫、壮观的邮局以及从孟买来的园丁与邮递员、新建教堂和坚固的房屋，种种变化让这块殖民地有了新风貌，只是外地人抱怨这儿的房租和唯一一家好旅馆的价格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