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1996年八月十八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叫《圣荷西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

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山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八十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末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

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各种各样他的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0，000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报道之后，点击数上升到了800，000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万。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

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尼加拉瓜五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政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作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狗杂种。不过他是我们的狗杂种。”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攥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叫奥格斯特.桑迪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的，这个人是在1933年被谋杀的——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正好当着他的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觉得现在是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命逃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2506旅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二者都憎恨共产党，二者都肆无忌惮，二者都想复仇。

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向国会申请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去，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太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一千九百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UCLA人员（“拉美单方控制资产”——也就是说，外国人），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1982年的十一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的英勇的男男女女”（根本不像），还保证说“这不是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同样不是），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了提供资金。

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卸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会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

1986年十月五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七十支全自动来复枪，100，000发子弹，七个手榴弹发射器，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飞行员，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活蹦乱跳的，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城。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的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

“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