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2/7页）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