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3/7页）

十八

抵抗运动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

难道不能再信任罗惇衍了吗？根据他向皇帝的报告，全省都已准备好把夷人赶下海。枪炮已装好火药，兵勇已训练，给养已准备，间谍及恐怖分子已秘密进城，只等皇上一声令下，就可武力攻城。[58]

皇帝犹豫了。很显然，只有等黄宗汉到达广州，送回一份没有偏见的、可靠的报告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59]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据当时正在白河进行的中国同额尔金和葛罗[60]的外交交涉情况来做决定。如果能够利用俄、美说服英、法，就没有必要进攻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仍可用广州人向联军进行拦腰一击。这与天津谈判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咸丰帝命令“该侍郎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61]。到1858年5月9日，即额尔金和葛罗强行通过大沽炮台的前一天，皇帝对俄国或者美国的调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

联军攻打了大沽炮台。皇帝谕令黄宗汉与罗惇衍必须协同进攻：首先夺回广州，然后进攻香港。但事情要做得机密。黄不能公开介入团练的活动，因为一旦夷人以激烈的手段来保护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中存放的货物时，黄也许还要干预，进行调停。当时总督尚未得到北京的明确命令发起进攻，因为仍有可能依靠外交解决结束这场战争[64]。

1858年6月11日，黄宗汉终于到达广东，并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立了总督衙门。英国人马上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的活动。但总督没有理会他们，他会见了三大臣以执行皇上的命令。[65]他公开表示赞赏广州人民“忠义之忱”，同时张贴布告，警告联军必须撤走，并答应奖赏忠勇的团练。[66]

抵抗运动的活动速度立即加快了。看起来，乡村里的团练最终将被允许去攻打广州。到处都出现匿名的反洋人告示。成队的恐怖分子，乔装成苦力混入城中。中国警察渐渐害怕在街上被人看见与外国人在一起。广州籍的仆人们都离开了外国雇主的家。[67]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