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4/7页）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四周的村、镇。这些巡逻队在1859年1月4日以前都没有受到袭击。可是1月4日那天，700名水兵在靠近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时，受到了袭击。那里的有些乡勇勇敢地向正在后撤等待联军官员命令的英国人开火。巴夏礼认为，如果石井总部不受到惩罚，那么别的地区就难以管理了。1月8日，在六艘炮艇支持下，1300名士兵向团练总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乡勇被打败，总部被占领，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以后，接着又进行了三次远征。1月20日，一支炮艇小分队向佛山进发，打算同那里的影子政府交战。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受到了那里的官员的和平接待。1859年2月8日，1000多名英、法士兵在一队苦力的支援下，向设在花县的广东团练总局进攻，把大臣们赶到顺德县。最后，2月19日，一大队远征军溯西江而上，沿途穿过生丝产地到达肇庆，苏廷魁一直在此地组织团练。[84]

这些侵扰的结果是戏剧性的。从石井总部缴获的文件中，巴夏礼发现了皇帝给罗惇衍的一道密谕，皇帝那时正鼓励团练。这份可以用来指控皇帝的文件立即送到了额尔金处。额尔金拿给桂良与花沙纳看，并假意表示不相信皇帝竟会不讲信用地认可抵抗运动。[85]额尔金同时还提出要求：解散广东团练总局，并撤销由于把自己卷进去而失败的黄宗汉的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事情的内幕泄露了，朝廷很快采取了行动。1月29日，何桂清接替黄宗汉出任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务大臣。他是包括桂良在内的主和派的著名首领之一。与此同时，朝廷否认密谕：“著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尽法惩办”[86]。

现在，从理论上说，“忠诚者”变成不忠诚了：皇帝已经接受了广州的双重体系政府。最重要的是，对广州的侵掠，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的政治阴影。例如，在石井团练总部被毁时，九十六村地区的反洋人主义即开始销声匿迹。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87]绅士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外国人做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十九

离去

在郊区，游民们仍放纵地像过去一样辱骂外国人，但总的说来，即使在那里，情况也有了向好的方面的决定性变化。在我看来，对敢于面对最近的动乱的外国人，存在着一种信任，了解外国情况，尤其是熟悉英语的愿望，也在增长。

代理中文秘书威妥玛语[88]

广州的政治上的统治者——联军，同中国当局之间逐渐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89]一名清朝官员请求英国人给以帮助或借助其权威，很快成为自然而然的事。[90]此外，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不尽感激。[91]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转向联军指挥部寻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当局提出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去年上半年，联军的衙门表现出革除弊端的意愿，可是到了下半年，自从宣布敌对状态结束之日起，联军在大多数事情上不再接受中国人的请愿。这样，可怜的百姓就失去了伸告冤屈的手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联军不注意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彻底了解有关中国的所有情况。[92]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汉奸”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力量。1859年，当肇庆、嘉应以及梅岭通道地区再次发生叛乱时，这一力量是使广州得到极大安慰的源泉。似乎只有联军才能阻挡匪徒进入广州。[93]“确实曾有报告表明，当地匪徒打算同外省叛匪联合起来，伺机采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94]。西方的蛮夷对中国来说，不再是陌生人；在控制的问题上，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当1859、1860年北方再次爆发战事时，三大臣仍幻想恢复抵抗运动[95]，但已为时太晚。广东团练总局的财源已枯竭，绅士们似乎不再关心大沽事件。罗惇衍催逼各地方官，苦苦抱怨显贵们拒绝交付他们的份额，甚至列出拖欠者的名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各宗族和各乡村不再合作了。人们以愤恨、轻蔑的口吻谈论三大臣；而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各村均武装自卫。[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