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胶水桶

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活动的再次启动。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以充满乐观的语调为自己的声明收尾：“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中国那片区域如此广阔，我们寻求的信息如此多种多样，我们几乎不可能一败涂地。我们应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他是唯一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1903级）后，玩赛艇，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馆。他的指导老师是冈仓天心，一位总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今天，人们之所以记得冈仓天心，主要原因是他撰写过一本《茶书》（1906）。华尔纳尊称冈仓天心为“先生”。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1906年，华尔纳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实际上他从1904年起，已经开始了打基础的学徒工作。那时，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在那个团队里，有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和德国考古学家休伯特·施密特（他曾在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接受过训练）。探险队的领队是庞佩利，他是一位地形学家和鉴定家，多才多艺。

兰登·华尔纳

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授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曾4次穿越西伯利亚，他喜欢唠叨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在行李车厢中，见证了白俄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宣布自己成为东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但是，“考古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相互复仇”。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警句来自莫蒂默·惠勒爵士的亲身经历启发。他曾担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也是印度河谷青铜时代古城的发掘者。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华尔纳译为“Tun-huang”）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杰恩是一位拥有药品专利的继承人，曾与人合著“速成布丁俱乐部”1921年度剧本《落汤鸡》。那是一部拿美国禁酒时期开涮的滑稽模仿剧。杰恩身披标志性的浣熊皮外套，脚穿一双轻舞鞋，在剑桥城附近四处闲逛。毕业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找了份研究员的差事，成为那里“纪念大厅的天才主持”。

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馆长对潜在捐款人信誓旦旦，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福布斯接触各类捐助人，总共筹集了40400美元——分别来自福布斯、萨克斯、沃尔特、沃伯特、克伦和洛克菲勒等人的捐款，其中许多人是保罗·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萨克斯对中国之行未抱太大希望，他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也可能空手而归。”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了一句：“也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100倍或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