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胶水桶（第3/6页）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疱，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唐代（618—907）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与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