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3/7页）

1923年，华尔纳与贺拉斯·杰恩和兼任秘书的王翻译重返龙门石窟。军阀吴佩孚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华尔纳在报告中写道：“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除了出现了一些缺口裂缝外，那里与我记忆中10年前的样子无异。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华尔纳声称，在吴元帅领导下，所有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已被阻止，虽然和平只是暂时的。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华尔纳对此感到悲哀。

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颁布的《古物保护法》，设立了诸如“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们”在龙门石窟的经营，仍在良好运转。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龙门石窟的雕像买卖并非全部经过卢芹斋之手。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1993年，伦敦苏富比落槌了一尊龙门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了一尊观音头像，其出处仅标注为“欧洲旧藏”。可与那尊头像相提并论的，还有已知源于龙门石窟、藏于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普艾伦的大胆进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属于小巫见大巫。那两位美国研究员，征集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两幅浅浮雕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曼为一座崭新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购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而长期主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普艾伦，则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纳入该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长7.62米，宽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纪完工时，显得“清晰而有条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墙处端坐一尊佛像，旁边是佛的弟子和两尊菩萨立像。洞窟两边的侧壁上有一组3尊雕像，为佛和菩萨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为4层，其中有两块浮雕体量最大，无疑也最重要：它们展现了文昭皇后与随从、孝文帝与宫廷朝臣礼佛的形象。下层是恶魔像，上层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场景；最上面一层，再现了维摩罗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经的场面。在中国，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探险队失败后，兰登·华尔纳重返中国。除了在剑桥城教书和博物馆研究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待建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董事们提供藏品征集咨询服务。为了给博物馆物色一个能去现场收集中国文物的人，华尔纳推荐了自己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哈佛大学1930级）。那时，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正在北京学习。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岁时，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画廊，偶遇了亚美尼亚古董商和亚洲艺术专家萨尔基相夫妇，对亚洲艺术早早产生了兴趣。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中期，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博物馆工作。为此，他寻求普艾伦的意见，得到的建议是转学到哈佛大学，“因为波士顿博物馆拥有美国唯一最好、最可靠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只有通过研究、接触实物，你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在哈佛大学时，邓曼·罗斯发现了史克曼的天赋，经常邀请他到家里观看自己的收藏。史克曼选修了兰登·华尔纳的课，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之后在福开森处，他的天赋再次得到了确认。在中国时，福开森见过史克曼，曾当过他的导师。福开森把史克曼引见给私人收藏家，帮助他迈进“闲人莫入”场所。

1933 年，初出茅庐的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在洛阳。图为他在龙门石窟附近淘宝。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查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查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查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查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查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