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第2/4页）

正是在罗德岛，凯茨阅读了亚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波尔·巴克的最畅销小说。他开始专心致志自学中文，“使自己成为一名汉学家”。第二年，在征求了兰登·华尔纳的建议后，他来到了维多利亚港，从那里登上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亚洲皇后”号轮船。抵达北京后，凯茨立即入读华文学院。他避免与外国人为伍，被那帮老外起了个绰号“牡蛎”。凯茨终于安顿下来，租用了某位前宫廷太监的一座院子，聘用了两名儒雅古怪的用人。从他的住所到紫禁城和北海，步行只需5分钟。

“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你拥有自己的朱红大门，上面屋脊陡峭，附带着遮檐。宽大方正的院子里种有洋槐树。夏天，可以在院子里的大片地方种花。”一切都简简单单，凯茨进一步描述道，“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抹平过的地砖已让人心满意足）、没有取暖设施（除了几个铁炉子）、没有我曾经安装过的管道……但是，我居住的房子极其舒适。与我认识的西方朋友的居所相比，我的住处，属于更加地道的中国式。”

凯茨很快开始收藏。“引以为豪的宫殿被拆除或破坏。每个小商人都在倒腾美术，脑海中幻想着崭新的希望。他们能说会道，急于寻找像我这样的老外买家。然而，对于我想买的日常物品，如果人们知道你不富裕，中文讲得也不错，你绝对不必担心自己受骗，或恶心地发现自己受骗买到了假货。此外，我从不指望脱离实际情况拼命杀价，或连根拔起。我那些毫不张扬的上等家具，桌上那些简洁金属器皿或瓷盘，都是我受到它们的吸引，在不慌不忙中买入的。”

凯茨不但批评移居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品位也颇有微词。“那些单调、昂贵的瓷器”，以及“他们以最奇怪的方式使用那些俗气的清朝官服，真是一种罪过”。然而，他极其认真的努力经常使“牡蛎”变成老外社区中的笑料。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居住，是凯茨的朋友和同事。他从《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那里续租了一处房产。他对那里进行了重新装修，增添了游泳池和草坪。1941年，阿克顿出版了长篇小说《牡丹与马驹》。在书中，他对凯茨进行了讽刺挖苦，将其假想为来自英格兰南部克里登的英国人菲利普·弗劳尔：

他（弗劳尔）与中国人的友谊一败涂地。或许他太过勤勉地想要与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搞好关系……他刻苦钻研中国古典著作。有时候，午夜已过，他仍在额头围一条湿毛巾，继续发奋苦读。他一直希望，中国人民难以捉摸的精神，会在他自己选择的流放地发出新的光亮，使他的生活方向得到新的指引。他希望自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与他们相逢，并被接受成为其中一员。他最喜欢被一个中国家庭收养。他幻想着自己祭拜孔子，在清明节外出为祖先扫墓，却忘记了他的挚爱和最亲近的人，绝大多数都埋葬在遥远的英格兰。

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对凯茨不屑一顾。老资格外国汉学家福开森，曾对兰登·华尔纳评论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同事，包括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德克·博德和劳伦斯·史克曼。华尔纳称凯茨是一件最佳拍卖标的，是“一位拥有非凡天赋的人”，并且“阅历广泛”。他补充说：“我想，他进入中国艺术领域的情况与我一样。当时我刚刚知道，一个世纪前，伯纳德·贝伦森对中国艺术产生兴趣时，选择的也是同一主题。那时我希望，一位有贝伦森背景的人能够来到中国，学习中文，拥有了解中国艺术知识的能力。凯茨博士则很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在凯茨的大量通信中，总少不了与哈佛名人正式访问中国有关的趣闻逸事。其中一个故事与约翰·马昆德（哈佛大学1915级）有关。他是作家、评论家和波士顿婆罗门编年史作者。马昆德把那次访问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明黄》。1934年，他参加了前往山西省五台山的探险队。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山之一，其5座高台峰顶上各有一座佛寺。华尔纳曾警告史克曼，说普艾伦“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身边带着一大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景观建筑师弗莱彻·斯蒂尔，“一位极其聪明、有鉴赏力的人”。还有3位女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的遗孀爱德华·罗宾逊夫人；来自缅因州巴港镇富婆，“一位聪慧、因其对艺术、音乐等狂热而闻名遐迩”的墨菲夫人；以及波士顿老姑娘玛丽·维尔莱特，“她是所有美国印第安艺术的赞助人，也推动了美国西南部陶器、染色和编织业的发展”。普艾伦将此次探险视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征集之旅——寻找波什·雷茨所购那尊伟大北魏鎏金铜佛丢失的“背光”，那会轻而易举地让他的富裕金主再次奉献出真金白银。普艾伦也借此机会，轮流劝说那些上了年纪的遗孀，恳请她们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邀请凯茨担任随队翻译，他的中文已是炉火纯青。探险队有一队随从和扛行李的脚夫，如同“路上一列长达800米的火车”。普艾伦则像一位“马戏导演”，也把那支队伍变成了“马戏团”。据凯茨记载，马戏团在“旅行后期变得极度喜怒无常”。虽然他们的旅行“极其奢华”，“早上有大杯橙汁”，以及有玛丽·维尔莱特用“绿色哈佛大学书包”带来的葡萄干。离开铁路终端山西首府太原后，“马戏团”在贫瘠乡下行进了三周。普艾伦进行的藏品遗赠协商，也是“许多遗嘱、许多限制”，为其此行增添了压力。

事实证明，那次旅行探险变成了一次滑稽的荒唐事。36年后，凯茨接受了马昆德自传作者米利森特·贝尔的采访。凯茨回忆说，“马戏团”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放荡者和保守者，或者说鲁莽的思想者与畅饮者，和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反对者。所有的外国人“社会”凯茨都不喜欢。他厌恶他们之间的争吵，发现他们既愚昧无知，又自大傲慢。但是凯茨喜欢马昆德，他仍记得一些美好时刻，特别是某一天，两人脱离了队伍，独自爬上了一座山峰。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寺庙的僧人，摇摇晃晃端着沉重的银板，为他们送来了野餐。最后，两派内讧小集团返回了北京。他们租了一座王府，试图用一场盛宴握手言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凯茨告诉贝尔，宴会“以打碎玻璃杯和掀翻桌子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