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第4/4页）

使凯茨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有3件事：其一，他或许是同性恋，尽管没有公开；其二，他是犹太人；其三，在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对与世隔绝的共产主义中国没有兴趣。凯茨在坐吃山空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将所藏书籍捐给了教友派信徒，将幻灯片交由朋友保管。1954年，凯茨经历了一个“饥荒夏季”。1955年，他在帕克·贝尼特画廊拍卖了自己心爱的中国家具。凯茨哀叹道：“拍卖会人山人海。洛克菲勒先生来了，伊利安娜公主来了……有些东西流拍了，另外一些东西，则拍出了不可能的价格。我的书桌卖出了1000美元。那曾是我自己的书桌，现在已不再属于我。我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已永远凝固了……”在另一封信中，凯茨进一步写道：“那些家具去了休斯敦之类的地方（有3件拍品目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所有小装饰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的书架、柜子，阅览室或教室……真是罪该万死！而我只能坐着敲打这些文字，在一间充斥廉价家具的房屋里备受惩罚。”

“对我来说，这个季节使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居无定所，无美物可享，无书籍支撑，无隐私保障的生活。没有人认为我‘有资格’成为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岁月的代价，确实是超乎想象的高昂。”尽管如此，凯茨撰写的书仍常常成为付梓杰作。1956年，在一切回归正常后，凯茨写道：“真正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时光，用于“复兴、发现、唤醒、还原一个伟大民族历史的一个阶段。我用了7年时间，通过阅读中国人的书籍和各种各样详细注释的善本，以及大大小小的相关文物，真实记录了中国人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

1990年，凯茨在罗德岛米德尔顿的一家疗养院谢世，一贫如洗，被人遗忘。凯茨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代家具狂热横扫古董市场的场面，因此也避免了一场苦乐参半的体验。中国明代家具的吸引力，部分源于其材质的稀缺，许多树种已经灭绝。最受人追捧的，是一种被称为黄花梨硬木的木材制成的家具。那种“黄花梨树”属于红木，产自中国南方的海南岛。“明代家具之王”安思远是纽约亚洲艺术古董商的长老，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权威著作。他购买过凯茨收藏的一些家具，并在1961年纽约第七大道军械库艺术展上将其出售。“明代家具不为更多人欣赏的唯一原因，是它们的数量太少。”安思远解释说，“中国家具是装饰艺术中唯一真正的世界公民。只要你给它足够的呼吸空间，它能与任何其他风格装饰相得益彰。”

牛津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克雷格·克鲁纳斯写道，明代时期，“家具不仅是‘文明生活’之必需，也是延绵不断的道德和审美说教的组成部分。完美的家具能在道德上备受人们推崇”。一间明式学者居所的简单家具中，会包括“一张长画桌、一把书写椅、高衣柜、凳子和椅子、打坐台、脸盆架、一块屏风以及一张架子床”。凯茨当然会同意上述说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具因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遭受厄运。据香港一位古董商说，红卫兵会“烧它们，打砸它们，砍掉椅子上的扶手，或在橱柜门上挖洞”。中国家具拥有独特的榫卯结构，几乎不用胶水或钉子，因此也极易被物主拆卸，藏于柴火堆下，堆到大街上，或将其运往乡下。那些人可不想因为家具被逮捕，被贴上国家的资产阶级敌人标签。今天，虽然你可在中国购买明式家具，却被禁止出口任何超过一百年的老物件儿。

1996年，即凯茨去世六年后，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107件中国明清家具：椅子、桌子、橱柜和屏风，创下了此类拍品1100万美元的拍卖纪录，比最高估价750万美元高出了400万美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拍下了一张黄花梨传统画桌，时代为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则拿下了拍卖图录中的最珍贵拍品：一件高大的17世纪固定屏风，其原装大理石嵌板上有着自然山水条纹（两位当地收藏家露丝和布鲁斯·代顿对此给予了资助）。如《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丽塔·雷夫写道：“那场拍卖标志着市场上中国家具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收藏家忽视。”

明代家具以其材质稀有、简朴大方，将使收藏家继续痴迷。1996年佳士得拍卖时，恰逢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一个特别展览——“屏风之外——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家具”，策展人是南希·白灵安。乔治·凯茨的明代家具，已不再是艺术世界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