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2/5页）

那时，弗利尔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收藏细菌。去纽约旅行期间，他开始购买当代欧洲和美国的版画和素描，直到1889年，日本水印版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年，弗利尔在葛洛里埃俱乐部参观了一个日本水印版画展，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同时，费诺罗萨刚到波士顿美术馆任研究员不久。在其影响下，弗利尔扩展了自己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他经常定期拿出200美元或更多，作为“专家服务费”酬谢费诺罗萨研究员，请其为自己可能进行的藏品征集提出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结交的其他艺术家，弗利尔也对他们的意见孜孜以求。1889年，弗利尔拜访了德莱特在纽约的工作室，购买了他刚刚完成的首幅画作。那是一幅朦胧景物画，与惠斯勒的绘画风格相似，描绘了月光下散发着微光的大干草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利尔选择收藏的美国艺术品中包括了温斯洛·荷马、阿尔伯特·平卡姆·赖德、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阿博特·亨德森·塞耶的作品。至今，那些艺术家仍备受尊敬。

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