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3/5页）

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

弗利尔捐赠的消息公开后，他惊喜地发现，美国主要报纸都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欢迎。谨慎的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们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弗利尔拟捐赠藏品进行审核。该委员会成员中并未包括任何亚洲艺术专家。那时，弗利尔的藏品仍保存于他位于底特律的家中。该委员会的领导是兰利秘书，成员包括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前密苏里州议员约翰·布鲁克斯·亨德森，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以及万能的项目联络员、贝尔的女儿玛丽安。他们用了5天时间，对弗利尔的珍藏进行核查。后来，玛丽安·贝尔对他们的评估给予了如此描述：“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被亨德森议员一言以蔽之：‘那些藏品都是各自类型的尤物。但是，那些类型真是让人抓狂！’”

然而，弗利尔在白宫找到了一位强大盟友。罗斯福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亚洲。189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他便大胆命令海军上将杜威的太平洋舰队开进马尼拉湾，从而在菲律宾插上了美国星条旗。1903年，罗斯福在旧金山做总统演讲时，对一群疯狂鼓掌的听众说，“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太平洋的顶级强国”，尤其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指日可待。“来到太平洋海岸之前，我是个扩张主义者，”在一片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中，罗斯福声嘶力竭地喊道，“来到旧金山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任何人……除了成为扩张主义者，还能成为什么。”

出于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弗利尔，支持他的捐赠。1905年12月13日，总统先生给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其接受弗利尔的藏品，包括“中国和日本最著名古代大师的数百幅作品”。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总统补充道：“那么，我将有义务采取其他方法，努力避免美国政府失去一批最有价值的收藏，那也是任何个人捐给任何国民的最有价值收藏。”1905年12月14日，罗斯福邀请犹豫不决的董事们来白宫参加晚宴，对弗利尔捐赠事紧追不放，视其为美国到达鼎盛时期的象征。罗斯福弱化了此事带来的法律问题，放大了捐赠的重要意义。1906年1月4日，一封电报通知弗利尔，他提出的条件已获得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以华盛顿办事标准看，此事办成的速度如同坐了喷气飞机。

弗利尔再次踏上了征途：公路、海路、铁路，为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博物馆寻找新的珍藏。这样的生活在1911年之前一直是他的常态。如阿莱因·萨里嫩所写：“弗利尔，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在为自己和国家不停买入。他到哪里，都如入无人之境。他是一位潇洒、做事缜密的绅士，总是摘下他的圆顶礼帽、草帽、黑色小礼帽或白色巴拿马草帽，让所到之处的人们为之倾倒。‘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所有培训和辅导，’他曾给国内写信，‘在我了解把握前，我不想杂乱无章地胡乱购买。’”

弗利尔注意保持低调，过去他就是靠这个策略获得了生意老伙伴弗兰克·赫克的信赖。弗利尔在北京的目标，是所谓的“鞑靼城”。那片街区已是摇摇欲坠，挤满了古董店。他在那里的酒店租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套房。他对卖家们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买家，为一家美国拍卖公司进货。“除了两三个可靠的美国人，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他对赫克说，“以免客人们进入那家又大又气派的酒店（北京六国饭店），摸清我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补充道，起初，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唐、宋以及元代的早期绘画代表作，结果使他大喜过望：“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总之，“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