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5/5页）

健康每况愈下，依赖的特使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美国决定参与“以战争结束战争”，一切都使弗利尔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1917年，弗利尔患上了一种使人致残的神经紊乱症，体重降低，导致他难以控制地易怒，记忆力衰退。王伊悠写道：弗利尔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相信中国玉器拥有神奇的治愈特质，玉器也确实能被视为一种象征，为患病的现代西方提供某种治疗方法。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她评论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利尔身患绝症。他会紧紧抓住某些特定玉器，对玉器的安慰和康复能力产生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即便病魔缠身，弗利尔仍努力配合约翰·埃勒盾·拉吉，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品从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迁往华盛顿。拉吉不久后将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父亨利·卡伯特后来成为参议员）。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绘画、素描和雕塑，包括著名的“孔雀屋”（参见彩色插图1、插图2），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包含一本带插图和细小念珠的波斯古籍孤本）。在弗利尔美术馆总计捐赠藏品中，有大约1万或更多件藏品属于该馆1923年5月3日——该馆捐赠人弗利尔去世4年后——正式开馆后接受的捐赠。

弗利尔对每件藏品的真伪和年代的态度，可被公正地描述为：快乐地听天由命。他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说，未来的“好眼力批评家”，有可能对任何绘画藏品的真伪提出挑战。他对此毫不担心：“有人会大叫一声！那就来吧！我希望那声大喊，能够以某种灵性的方式让我听见。你所说的‘理性和科学时代’也将来临，将使藏品研究觉醒，使我们了解中国如何、为何制造产品——中国的观念、材质、方法、复制，以及为何复制。智者将努力获得知识，而一位愚蠢、爱冒险的收藏家，即便他的花朵带刺，他也会得到谅解。那些尖刺也富有教育意义，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关于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未出现多少较真的异议。已选定的美术馆位置显著，位于史密森尼学会管理总部史密森尼城堡的西面。弗利尔厌恶浮华的大理石虚饰，所签建筑合同是一栋传统俭朴的低层建筑，用田纳西州柔和白色大理石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石灰石建造。馆舍里面有宽敞的库房，供研究员对未展出藏品进行研究。整个美术馆建筑上面没有任何地方雕刻有捐赠者全名。入口处也没有招摇展示弗利尔的肖像。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师是查尔斯·普拉特。艺术家约翰·拉法格曾恰如其分地称赞道，弗利尔美术馆浑身上下散发着平静和端庄，是“一处可去清洗眼睛之地”。

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去世。几个月前，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与世长辞。弗利尔葬于家乡纽约州金斯顿市。然而，如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所言，最适合弗利尔的纪念物，是日本人在京都郊区为他竖立的一座纪念碑：“那是一块天然岩石，外观温和而优美。它高91厘米，长1.82米。日本人为弗利尔搞了祭奠仪式，在那块岩石上摆放了清茶和香槟。”

然而，仍有一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那便是弗利尔协助在北京建立“考古学校”和“国家博物馆”的计划，使中国人拥有技术和动力，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中国文物。为此，弗利尔招募了兰登·华尔纳，让他指导开展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调查任务，检验弗利尔倡议的可行性。1913年，弗利尔前往中国、印度支那半岛和欧洲旅行，行程近两万公里。华尔纳在所有访谈中都强调（如他给弗利尔的最终报告）说：“我们来到中国，目的是向中国和中国人学习，不是来迁移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文物。我们请求中国的学者，对我们开展的事业给予良好的支持。”华尔纳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弗利尔一直明确指示我，不购买艺术品和文物。开办考古学校时，这一指示也应该成为学校的政策。”华尔纳抵达中国时，新的中华民国已在清王朝灭亡后执政。他与新政府的官员进行协商，包括总统袁世凯、外交部长孙宝琦，以及众多其他官员、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与袁世凯总统会面时，华尔纳回应了考古发掘事宜：“我受命对此明确说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没有待开展考古发掘地区人民的衷心支持，那种活动不会发生。”袁世凯总统回答说：“只要你们的计划不打扰现有家族的祖坟，你们一定会获得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民众的支持。”

起初，弗利尔的计划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到了后来，一切都走了样。弗利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记账员。华尔纳携妻子洛伦在欧洲、亚洲广泛旅行期间，并未像弗利尔一样精心记账。令弗利尔特别恼怒的是，由于担心当地土匪横行，华尔纳没有前往西安。最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腥风血雨，弗利尔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弗利尔的计划泡汤了。扭曲的历史令人悲哀，充满讽刺。此时，如本书第四章所详述，兰登·华尔纳找到了充足理由。他打着拯救文物的幌子，从敦煌揭取了佛教壁画，搬走了菩萨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