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6/8页）

那么，那位圣人画家究竟是谁呢？实际上，他就是北宋末期的宋徽宗皇帝，于1100年至1025年在位。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徽宗皇帝的都城是开封，他在那里当了二十六年皇帝，其间创办了学校、医院、道观和艺术学院。但是，由于灾难以及徽宗皇帝过高的抱负和失误，当来自东北、骁勇善战的女真人在他的领土肆虐时，大宋王朝日渐衰弱。开封陷落时，画家皇帝徽宗落荒而逃，被女真人抓获拘押，直到8年后去世。中国的其他皇帝，也在绘画方面赢得了声誉。然而，徽宗被公认为其中最有成就的皇帝。对此人们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方闻和何慕文概括道：徽宗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极有天赋的画家和书法家。在促进中国学院派绘画发展方面，他超过了其他任何统治者”。至于徽宗皇帝的画作《竹禽图》，它“超越了对自然外表的忠实复制。通过表现物体生长、变化和潜在运动，洞察、传达了深奥自然宇宙的运行方法。相比较而言，奥杜邦印刷画或自然照片，似乎只是一幅冰冻图像”。徽宗皇帝抓住了光滑羽毛雄雀和矜持雌雀之间的动感，“甚至是雀儿眼中的小亮点，都是为了使画面显得活灵活现”。

从任何方面讲，老约翰·克劳福德堪称那位宋代皇帝的当代翻版。老克劳福德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富甲一方的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从就读布朗大学时起，克劳福德就对书本更感兴趣，而不是公司的盈亏账本。作为古版本（欧洲早期印刷书籍）、手稿和精美装帧的收藏家，克劳福德活跃于纽约的格罗里埃式装订学会，那里是藏书家们的瓦尔哈拉殿堂。后来，他发现了中国书法。“印刷术的精妙细腻，”他对《纽约客》杂志说，“为我欣赏一种白纸黑字的艺术形式铺平了道路。”在此期间，克劳福德求得了古董商濑尾梅雄的专业指导。后者曾为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工作，拥有辨别真伪的可靠眼力，已被人们不公平地遗忘了。克劳福德十分需要那种眼力，因为，他的绝大多数卷轴画藏品都来自收藏家张大千；那是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造假高手。

1962年，摩根图书馆与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合作，开创性地举办了《克劳福德藏书法与绘画展》。中国书法如同天书，那是该艺术形式首次在美国亮相展出。徽宗皇帝的《竹禽图》也参加了那次巡展，公众首次得以一睹其真容。此时，那幅作品的出处仅仅标注为：“日本京都森谷收藏。”此后，直到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拿下克劳福德收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一直对克劳福德大献殷勤。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武丽生对我们所说，该馆的热烈追求，也曾出现过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

年轻的武丽生是拉里·史克曼的门徒，他听说克劳福德曾遭遇欺诈。有人告诉他，称他在佛罗里达继承了一座酒店，但为了避免诉讼，克劳福德需要行贿打点。由于缺少资金，他只得拿出一幅顶级绘画《后赤壁赋》，向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报价。为紧急筹款，拉里·史克曼说服了一位尊敬的女施主，请其奉献了100万美元专款（60万美元用于征集克劳福德那幅绘画）。她按时乘坐一辆老式卡迪拉克轿车现身，向史克曼递交了所需支票。武丽生飞往纽约，与收藏家克劳福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携带用特制盒子保存的绘画，返回到堪萨斯城。武丽生对我们说：它是“克劳福德收藏的最重要的北宋绘画”。

在武丽生向我们慷慨追忆的往事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迪隆和霍文团队，则在追求克劳福德其余收藏方面“干得漂亮”。武丽生说，据克劳福德透露，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徽宗的画作。虽然该馆将其描述为捐赠，他本人仍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附属收益（只有一幅绘画属于捐赠，不过最后一幅的出价非常慷慨）。然而，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展厅的扩张，一些报道似乎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视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展厅后，克劳福德说：“你们终于有大展厅了，可以容下我的收藏了。”在那些展厅里，观众能够开始理解，在中国古典艺术中，书法为何如此重要。随着克劳福德健康的每况愈下，博物馆唆使其研究员每日前往嘘寒问暖，最终拿下了克劳福德收藏。

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完成了另一项开创性工作。蒙德伯乐馆长称其为亚洲艺术重新布展的“皇冠明珠”。该馆将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装饰艺术展厅重新改造，使那里的1000多件馆藏精选玉器（希伯·毕晓普收藏）最终得到了妥善展示。中国漆器曾是一个未受关注的领域。随着征集欧文收藏的东亚、南亚藏品，其中包括实用器和奢侈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填补了中国漆器空白。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承担了展厅改造和许多展品征集的费用。他们属于敢作敢为的赞助人。他们的财富来自欧文早期在全球冷冻食品公司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该公司的畅销产品包括冻鱼排和炸薯条。

2000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人员交替，接管刚获新生的亚洲艺术部。6月底，方闻作为“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退休，老练的“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屈志仁成为该部门的掌门人。这次交替表明，该部门只会改变工作重点，不会变更工作路线。方闻领导亚洲艺术部时，征集藏品和增加展厅面积，成为亚洲艺术部的头等大事。到了屈志仁时期，它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公共教育和启迪。屈志仁曾组织策划过一些特别展览，包括1991年的“东亚漆器展”、反映古代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之路的“丝绸为金的时代”等。很快，屈志仁为自己增添了崭新光环。2005年，他组织举办了“走向盛唐展”，2010年，举办了“忽必烈的世界——中国元代艺术展”。屈志仁之所以能够办成那些展览，可能得益于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诱使收藏家们与他合作，（更关键的是）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官员以及博物馆复杂官僚机构的合作。

与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会面，有助于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协调人。屈志仁身材纤弱，衣冠楚楚，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融东方君子、西方绅士礼仪于一身。屈志仁出生于中国香港，接受过一位中国老派学者的家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镀金，包括汤顿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在香港不同博物馆做研究员时，屈志仁还在哈佛燕京研究奖学金资助下，游遍了东南亚，研究那里的陶瓷贸易。1982年，他到波士顿定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所有那些细节，有助于解释屈志仁为何精通多种语言，熟悉英、中、美三国学术、博物馆和慈善界的情况。1985年，屈志仁开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25年。早先的个人经历，为其在该馆任职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