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至此，我们该如何归纳总结？在古老中国与新兴美国之间，开展有效文化交流的现实前景如何？或许，我们应该把那两个形容词互换，将两国称为新兴中国与古老美国。因为，北京已不失时机、灵巧地迈入市场经济。然而，美国的现任总统，似乎正变得步履蹒跚。年迈的法学家，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前辈、惯例和神圣文件（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不朽人物在费城秘密完成）崇拜有加的美国参议院等，都在给美国总统下绊儿。（至少在北京看来，美国的政治有可能像是被绑住手脚的巨人格列佛。）

同样，对中美艺术世界异常现象的解读，由于太平洋两岸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壁垒不仅在于物质。当绝大多数障碍属于思想问题时，它们同样难以对付。东西方在艺术品价值方面的分歧，有其审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源。上述四个层面，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也一直以此为依据开展各自的活动。第一，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涉及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传统和相关标准。第二，双方的艺术市场经营，以及收藏家们的实际操作相互冲突。第三，有关文物返还、对拥有丰富文物遗址进行保护等，双方深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差异。第四，双方对艺术博物馆作用的解读不同。无论用古老、新兴，或其他任何词汇描述，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包括拨开困扰两国的未知迷雾，将艺术博物馆视为导师、保管者、裁决者等等。

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确实在长城上打开了崭新的希望之门。当今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同太平洋上变化多端的气流和洋流。那扇全新的希望之门，尤其令人期待。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属于古代道教阴阳二元论的典型例证：扩张即收缩，清澈即浑浊；一些人眼中的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成了不同凡响。旨在保护古代遗址的具体措施，在其他人看来，变成了怂恿应被消灭的盗墓活动。中国艺术市场耀眼如同流星，它的崛起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研究，它那看似硬邦邦的统计数据，也开始显得摇摆不定。而且，那种两极化现象常常充满活力，相互发生作用。它们不仅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在穿越有争议地带时，还会发挥突破作用。以上述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为例：东西方文明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然而，双方都认为那种差异理所当然。

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他才华横溢，做事痛快利落。1979年2月，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东亚艺术权威人士高居翰教授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借以展开下面的叙述。当时，艾尔索普正在撰写重要著作《珍贵的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其有关现象史》（1982年出版）。针对该书有关中国章节，艾尔索普去信征求高居翰的意见。“亲爱的吉姆，”他开始写道，“……实际上，与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我更加忧虑其中的中国章节。”他解释道：

我研究、阅读中国艺术，断断续续搞了四十五年。首先，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休闲方式，难以搞好中国艺术研究。其次，在我看来，中国艺术的基本问题，似乎才刚开始得到整理解决。意味着我只有通过最艰辛的工作，才能应对中国艺术极其艰难的问题……如有可能，我应该完全放弃书中现有的中国章节。但是恐怕真的没有拿掉与中国有关内容的可能。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以艺术收藏为开端，人们已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复杂行为体系，许多行为几乎总在自发产生。在各不相同、互不连贯的艺术传统小集团中，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块头。

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