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4/8页）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说明了拍卖业的易挥发性质。对于非专业旁观者而言，竞拍似乎是自发透明的。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系统的运作多发生在后台。实际上，一场主要的拍卖会，其运作均需要精心谋划，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拍卖估价。参与拍卖的绝大多数主要演员，都知己知彼。即便如此，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季一样，总有可能给人惊喜。中国大陆艺术市场出现的新扭曲，似乎正是如此。不断演变的艺术品市场，已引发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话题，即市场与被掠夺古代遗址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流行语概括，那种争议就是“额尔金主义”，意指“文化掠夺”。

让我们回望1801年的高门，那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门户。当时，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刚刚抵达高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而英国刚把法国入侵者赶出埃及。因此，额尔金伯爵大使所处的形势极其有利。不久前，他享受了焰火表演的礼遇，并受赠奥斯曼帝国苏丹缠头巾上的白鹭冠毛。额尔金大使向苏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他可否得到“敕令”（许可），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正濒临坍塌。额尔金伯爵如愿以偿。他的队伍规模庞大，包括之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招募的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拆卸帕特农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他们从神庙的横饰带上，总共凿下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伯爵把那些石雕与其他文物合并，自费运至英国，用以装饰他打算在苏格兰建造的新宅邸。然而，迫于自身压力和缠身的疾病，1815年，额尔金伯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那些大理石雕刻卖给了英国政府。

此举成为一个无休无止世界性争论的根源。争论的焦点在于古代文物保护及其合法所有权问题。额尔金伯爵的行为是保护还是抢劫？持后一种观点的有英国诗人拜伦，他曾大张旗鼓地代表当时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向额尔金表达了抗议。1809年，拜伦亲自察看了遭受破坏的雅典卫城，在其一系列诗歌，特别是《密涅瓦女神的诅咒》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拜伦在下面的诗句中，尖锐地指出了发掘的道德问题（虽然拜伦的母亲是苏格兰人）：

朱庇特的女儿啊！我以英国受玷污的名声断言：

真正的英国人，不会犯下如此罪过。

雅典啊！请不要厌恶英格兰，

那厮与英国无关。

是的，那位掠夺者，

确实来自苏格兰！

拜伦以诗歌当武器，简直成了一位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他的同伴、浪漫诗人雪莱，认为那正是诗人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人类立法的问题，在伍德豪斯的历史著作《亲希腊者》（1969年出版）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关证据。伍德豪斯写道，在拜伦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想过“额尔金伯爵拆移大理石雕刻，可被视为剥夺希腊人历史遗产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想过，希腊人对那种行为没有任何发言权，是否有些奇怪”。

从拜伦开始，反对将文化珍宝连根拔起，成为民族主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最经久耐用、最具广泛影响的政治信念。今天，额尔金主义已成为一个缩写，成为因外国人掠夺文物引发的所有火山爆发的代表；无论那种掠夺行为属于事实还是传言。然而，在谴责冒犯者方面，现实似乎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景象。在冒犯者眼里，那些争议中的文物，并未在原属地得到保护或欣赏；而有关法律条文，又常常支持那种冒犯的迁移行为。因此，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认为额尔金伯爵获得了批准。无论如何，在希腊激烈动荡的时代，雅典卫城被迁移的神圣文物得到了保护，安然无恙；并免遭雅典一个世纪的污染腐蚀。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