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蚂蚁和鸟类都有储藏的嗜好，犬类、各种啮齿类动物、某些螃蟹以及智人也不例外。这些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收藏冲动，喜好储存与生存无关的物品。研究表明，人类的此类冲动，或许具有遗传性，常常从幼年时便展露出收藏本能。莫里斯·雷姆斯曾是法国首屈一指的拍卖师、艺术理论家，他写道：“幼儿会紧紧抓住小玩意儿，洋娃娃和士兵玩偶。那些东西是他的玩具，是世上唯一为他提供安全感的有形物质。”雷姆斯继续写道，随着儿童鉴别力的增长，随着“学会辨别物体的品质，儿童的竞争精神也会与时俱进。这种天赋与日俱增，使他们得以首次与成年人相提并论”。人类的收藏本能，也会滋生反抗叛逆、兄弟交恶，产生终生难忘的恐怖回忆（在奥森·威尔斯导演的电影《公民凯恩》中，少年凯恩丢失“玫瑰花蕾”雪橇即属此类情况。该影片的原型人物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

收藏本能及其强迫症的根源是什么？至今未有全面分析和解释。收藏本能说来奇怪，又没那么不同寻常。作为文物收藏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收藏冲动，追溯到与训练孩子的如厕习惯有关的未解矛盾上。弗洛伊德的同事兼竞争对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强调了收藏冲动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在本书中，我们对亚瑟·赛克勒医生的收藏生涯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对反映其收藏本能的根源进行分析。亚瑟·赛克勒本人、两个兄弟莫蒂默与雷蒙德，都是精神病学家。此外，在搜寻中国艺术珍品时，亚瑟·赛克勒还与保罗·辛格搭帮结伙。辛格生于匈牙利，成长于维也纳，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同样属于自学成才的东方艺术鉴赏家。赛克勒与辛格的收藏，构成了赛克勒博物馆的核心藏品。该馆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弗利尔博物馆珠联璧合，引人注目；它们向两位有探索人类潜意识执业资格的人物，表达着自己的致敬。

事实上，赛克勒医生的生涯，为收藏本能确立了一种重要的附属变异形式。在研究、展示自己珍藏过程中，藏品所有者——自豪的赛克勒不仅能获得个人满足感，藏品本身的存在，还可作为获得低成本藏品保管设施的筹码。那些藏品有助于赛克勒扩展人脉，从而在与主要博物馆打交道时，得以协商获得具有追溯效力的减税待遇。最后，收藏家赛克勒灵活地向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捐资、捐赠，让家族的名字享誉全球。

赛克勒医生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功成名就。除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名垂千古，赛克勒还设立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拉维夫大学的赛克勒医学院、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赛克勒科学中心等。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有赛克勒亚洲艺术馆，还有赛克勒3兄弟共同资助修建，用于庇护“埃及丹铎神庙”的“赛克勒侧厅”，它体量巨大，四周有水池环绕。

尽管如此，赛克勒远非一位仅仅追逐名利的自我推销者。作为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的收藏热情确实超过了他的眼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顾问，1966年，他在写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翰教授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赛克勒的抱怨。方闻认为，赛克勒难以与人相处，在收藏方面野心太大，又没有足够时间开展研究。赛克勒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因此他更喜欢成批征集藏品。“我像生物学家那样收藏。”赛克勒曾经解释道，“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就必须建立足够庞大的数据库。如果只研究毕加索和亨利·摩尔那些人，就无法了解20世纪艺术。”

赛克勒不愧是赛克勒，他承认自己在学识方面不如其他收藏家，甚至于慷慨资助保罗·辛格的藏品征集活动。1957年，在一次拍卖会上，赛克勒与辛格初次见面。辛格是赛克勒的同行，也是精神病学家。但是在收藏方面，辛格谨小慎微，不会大刀阔斧批量买入。辛格属于自学成才的鉴赏家，他着重征集别人看不上眼的怪异小玩意儿。得手之后，辛格把它们藏于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拥挤的两居室公寓内。赛克勒资助辛格收藏的条件，是后者的珍藏，最终要落户以赛克勒名字命名的某家机构。1997年辛格逝世后，他价值6000万美元的6000多件藏品，如期移交给了赛克勒美术馆，使该馆当时的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新增的藏品中包含了大量考古文物。经过仔细鉴定，以及对那批藏品价值和稀有度的认定，证明了辛格的判断力。辛格为什么收藏？他本人曾向李·罗森鲍姆解释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激动。”罗森鲍姆是《艺术收藏指南大全》的作者。事实上，作为精神病学家的辛格向罗森鲍姆吐露了心声。辛格认为，收藏是“一种非常色情的行为，与做爱类似……任何称职的古董商都知道，收藏家在观赏藏品时，不该受到任何打扰。那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时刻”。

除了争取到辛格遗赠的藏品，赛克勒还收获了另外一项成就，从自己的捐赠活动中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尽管不那么显而易见。高居翰曾讽刺挖苦地指出：几十年来，“赛克勒善于用藏品和金钱捉弄人，尽人皆知。他先是吊起各大机构的胃口，之后再把捐赠施舍他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的库房里出现过一块‘赛克勒飞地’，由赛克勒任用的研究员管理，未经那位女研究员同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本馆研究员不能越雷池一步。在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历史上，那种情况前所未闻。到了最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鸡飞蛋打两手空”。

对此，似乎有两点相关解释：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不缺少适宜展出的藏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首批资助的艺术博物馆，自1923年开馆以来，弗利尔美术馆一直难以为继，原因是该馆捐赠者的条件过于苛刻：它不能出借藏品，也不能借馆外藏品来馆展出。实际上，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郝维辛小姐那栋老宅一样，弗利尔美术馆自身，已被时间冻结了。“如果没有赛克勒先生决定性的再次捐赠，”精明的记者苏伦·梅丽仙评论道，“华盛顿国家广场与赛克勒博物馆相邻的弗利尔美术馆（为遵守建筑高度限制，该馆建于地下），或已成为一家死水一滩的学术机构。”那种情况并未出现。2002年12月，在华盛顿举办了纪念赛克勒博物馆成立25周年的盛会，由赛克勒的遗孀、出生于英国的吉莉安·赛克勒女爵主持。对于赛克勒博物馆与弗利尔美术馆不同寻常的机构“联姻”，时任馆长朱利安·拉比做过如下评论：“它们是两栋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建筑。一个堪称宁静殿堂；而赛克勒博物馆，则需要更具活力，更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我想要的是反差，反对千篇一律的风格。”纪念活动筹集了100万美元。用梅丽仙的话说，那对双胞胎博物馆，有待成为“西方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而亚洲艺术已融入（一种）活生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