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艰难时刻（第4/4页）
一个动作是：东京将华南方面军隶属于大本营，而不再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理由是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华南方面军又处关键位置，直接归大本营指挥可达到所谓“针对局势神速用兵”的目的。
随后，在东京举行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次官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东京人）、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次长泽田茂、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两个变化：一是在陆军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干了九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离职，杉山元接替了他的职务；二是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被调回国内，坐在了作战部长的关键位置上。
跟以前的会议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和出兵南洋两个议题。
鬼子高层最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一直抵抗是因为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低，而且自身依靠外援。如果占领南洋，一可完全切断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二可用那里丰富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一年前的1939年秋，日本就遭遇经济困难。早在1938年6月，为解决枪支不够用的问题，军部就下令把军校所有教练用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中国前线；三可以把对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而出现的抱怨化为取得南洋新胜利后的兴奋。只是，兴奋能持久多久呢？在这个秋天，日本人不去想这个问题。
9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9月27日，在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推动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缔结了同盟条约。
条约看上去是针对美国的。
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国还曾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
松冈的外交时常叫人摸不透。有人认为他反美而亲德，有人则认为他并不反美，认为只有三国成为轴心后，才可以避免同美国的战争。他曾跟密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1939年8月），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随后一天，昭和天皇把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叫到皇宫，问：“跟德国也已经结盟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把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也调到中国大陆去了，开始说调到华南，后来又调到华中，说叫他们打败重庆政府，但最后又调回华南，你们有没有一个坚决的计划？”
杉山元吭哧半天，说他没参与此事。
这件事是这样的，东京要压缩山海关内的日军而充实关东军，受到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抵制。讨价还价后，最后决定将85万日军削减为1940年底的72万。削减前，派驻东北佳木斯的大阪第4师团和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到华中参战。按板垣的计划，后者放在华南。不过，决定确保宜昌后，板垣又将之调入华中，于是华南方面军就不高兴了，正在东京的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走后门，又把该师团弄到了华南。
天皇望着杉山元，1937年夏，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保证3个月打败中国而结束战争。
天皇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本军，是不是感到中国军队很难对付了？”
杉山顾左右而言他。
天皇说：“现在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等于说跟重庆政府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既然如此，你们有没有把握彻底打败他们呢？”
转天，天皇近臣木户孝允再次质问杉山元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这个问题。
这一次，杉山元说了句话：“很难。”
木户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呢？”
杉山说：“很难。突然撤兵，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
木户说：“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即使如此，是不是应下决心，制定个方案呢？就是说，怎么打败重庆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一年年这样拖下去，对日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杉山说：“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木户说：“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作为总长，您需要关心国家的财力和资源问题。”
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公平匡武一度提出直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既然政略不行，就用武力降服重庆。后来，他叫一个参谋回东京汇报，其中一条是，如进攻重庆，则需要10个师团和六个月的时间。建议到了杉山元那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不过，新上任的杉山元为显示自己精神抖擞，随即出差走了一圈儿。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是新上任的东条英机的同学兼密友后宫淳，他极力反对用兵南洋，而主张集中力量给重庆致命一击。后宫说：“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总是侧重于切断援蒋通道而不是直接对其政权所在地给予一击？假如陆军中央再给我三四个师团，我就可以率军占领昆明，与华中和华北的部队一起成功合击重庆。”
杉山元说：“你这个想法很怪，跟陆军中央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难以实施的。”
在中国继续抗战、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对整个南洋蠢蠢欲动、日德意已经结盟的1940年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职务，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