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日本帝国昭和十六年。
初春时，美国对华武器租借法案获罗斯福签署，意味着大规模美式军事装备开始进入中国的抗战军队中。
日本那边，4月13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突然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签订后，大吃一惊的首先是德国，因为这个条约是松冈访德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顺手”跟苏联人签的。几天前在柏林，松冈还是另一副面孔。德国惊愕的同时，美国人也大为意外。
三个月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事先也没通知自己的盟友日本。
按陈诚的说法，德国对苏联的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即投入英美阵营，也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大约从那一刻起，罗斯福总统就已感到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现在，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年初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南京召开年会，所辖各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来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刚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位置上转任）……
在会上，多田骏认为华北地区兵力太少（每平方公里0.37人，跟武汉地区比是1比9），不足以应对中共领导的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按多田的说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至少要分布在200个地点，在跟八路军作战时常常首尾不能相顾。
西尾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觉得多田说得有道理，就决定从华中、华东地区调出两个师团，分配给华北方面军，其中包括正在江西守备的第33师团的主力。
会议开完了，多田心满意得地回北平了，西尾也被调回东京了。
西尾走前，曾再度试图捕捉汤恩伯集团军，所以年初时在豫南打了一次为期两周的会战，但毫无战果。
昭和天皇认为需要一位深资历的大将来掌管中国派遣军，想来想去还真想不出别人，于是前陆军大臣畑俊六重返南京，出任派遣军新的司令官。
现在，谁也没想到的是，西尾拍屁股走人前做出的决定（调出第33师团主力），直接引爆了发生在江西上高地区的一次叫日本人刻骨铭心的大战。
第33师团主力调向华北后，南昌周边就只剩下大贺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为师团长的第34师团了，故而派遣军总司令部又从上海调过来新成立的以池田直三（先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枣宜会战时率池田支队参战）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
日军有个惯例：把一支部队调走前，往往要在当地进行一次打击性作战，打完再调走。由于南昌周边日军力量单薄，所以日军也想在4月上旬第33师团主力（留一个支队）调走前，把赣西北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打压一下。
罗卓英第19集团军此时只包括王耀武第74军和集团军司令部直属的少量部队（日军将要行动的情报传来后，顾祝同就近派第3战区所辖的李觉第70军、刘多荃第49军协助罗卓英作战）。在上高训练的第74军总兵力达31000人，已经得到了大量美式装备。
华盛顿通过援华武器租借法案后，第一批美式武器进入中国，但只能装备四个军，经一番竞争，长江以北的两个名额，给了丁德隆第1军（胡宗南系，第1战区）和李延年第2军（第6战区）；长江以南的两个名额，第一个给了杜聿明第5军，剩下一个名额，将从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李玉堂第10军中诞生。
何应钦力挺第74军。
最后，蒋介石圈定，他更青睐的第74军成为幸运儿。
定额中，蒋介石绕过第18军，没给陈诚面子，很难说跟他们在宜昌的糟糕表现无关。
装备新武器的几支部队，同时也成为军委会直辖的攻击军，或称之为战略军，即总预备队。这些部队除装备最先进的火力和配备庞大的直属部队（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搜索营、高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信营、特务营）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再给其确定固定的守备地点，而完全处于机动状态；二是没军委会命令，战区司令长官也无权直接调动；三是由专属的师管区负责后续兵员。
再说日本人那边。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这次出击是多么不靠谱。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为了执行惯例而打一下，所谓削弱四周中国军队的战力，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清晰的作战目标。驻江西日军的上司，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自己快被调走了，故而对此战也是马马虎虎。军部的参谋们也都认为，跟湖南战场比，江西战场是辅助性的。在这里的策略是防守而非进攻，只要控制住赣北以及南昌的飞机场就可以了，日军并不打算深入赣南。由于只向赣西北出击，投入第33师团、第34师团以及新赶来的那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足够了。
所以，园部和一郎下达命令时，将此战定位于截断式的“短切突击”作战。
1941年2月20日，东京一位要人飞来南昌，这就是前一年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
田中到南昌后，发现第34师团长大贺茂对此次作战极为热衷，似乎反对园部提出的短距离突击作战的计划，给人的印象是要进行一次不小的“一击作战”，从而彻底摧毁南昌附近上高、高安地区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
田中虽然发现了大贺的所思所想，但没跟园部和一郎交流，随后就取道上海回国了。
就这样，上高会战前，日军那边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基本上没管；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磨磨叽叽，觉得打也行不打也行，要打最好是小打；要调到华北的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的，觉得这一战是应付差事，主要看第34师团的，他的师团只是配合作战，完成任务后就走人去华北了；刚刚调来的独立第20混成旅团是新编部队，属于跟着走的角色。
当然，第34师团长大贺茂热衷于此战也好理解。在他看来，这一战要给上高、高安附近的中国军以重大打击，至少打得叫其一年缓不过劲来，以减少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自己的压力。
最致命的，其实还不是上面说的那些。
这次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外加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进行这样的作战，是必须要上级第11军司令部指挥的，但实际情况是：武汉的圆部和一郎做甩手掌柜，放羊了。这也就意味着，一线的三支日军在指挥上属于平行关系，互相之间谁对谁都没有指挥权，第11军司令部也没从武汉下达一个明确的书面指导意见：这一仗究竟怎么打，到底打到哪一步？这样一来，三支部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