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

1937年是中华民国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会议，秦跟宋比，是个靠谱的人，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东京也没闲着，乱哄哄中又一届内阁成立，前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接替广田弘毅成为新首相。

对干首相这件事，最初是轮不着林的。1937年初，广田内阁因对中国诱降失败而垮台，前内阁首相、帝国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来推荐人选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他是最后健在的一位，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荐，然后由天皇确认的。

开始时，西园寺推荐了在当年的“三月事件”中没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诏了，叫宇垣组阁，但陆军一致反对，因为当年宇垣做陆军大臣时裁掉好几个师团，而且军部的少壮派们也不认为这位上岁数的大爷会干出什么名堂。他们反对宇垣组阁，但用不着舞枪弄棒，只要不推荐陆军大臣人选就OK了。就这样，老资历的林铣十郎被召到前台。

广田干首相时，中日间的政府谈判一直进行着。由于其间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边界小冲突不断，前者有点慌，为了在跟苏联的对抗中占优势，就特别希望中国马上屈服，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有点像冬至后的天儿，一天比一天冷。绥远事件后，南京终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而西安事变后，又跟中共联手抗日了。

所以林铣十郎一上台就嚷嚷着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开始跟中国玩软的。按惯例，新内阁也开出了“中日悬案”条目：取缔排日反日运动、招聘日籍顾问、开辟上海至福冈的航线、减低关税……但有一条他没提，那就是华北自治问题。这有点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乡，已经当到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矶谷廉介。

矶谷这小子长得圆圆乎乎的，脑袋上没那么多刺儿，作为日本军中真正的“中国通”，他在对华问题上极为清醒。在陆军省上班前，他担任驻华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亲华，只是跟同事谋略不同而已。当时，日本军部甚至很多“中国通”只在意中国北方的局势，对南方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而矶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后者更有脑子。早年的时候，他就在广东当武官，亲眼目睹国民革命军北伐，认为来自南方的新军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观念开始变得浓厚，跟以前的北洋军阀不一样，对此日本军部应该醒醒了，蒋某人跟中国旧军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一味蛮干（分离华北）的话，最后只会结出个苦果子！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还没完，日本内阁派了一支庞大的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成员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团长是日本正金银行掌门儿玉谦次，在上海一下船，儿玉就满脸挤笑，嘴里喊着“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的口号，就差摇小旗儿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

“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

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