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3/5页）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声明一出，庐山谈话会的调子就给定住了。

因为事态危急，所以蒋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应对局势去了，没参加接下来继续进行的谈话会。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也下了山。

国共谈判中，一度因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领导权问题陷入僵局。最终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向中共军队派出政训主任和师参谋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同意这支军队由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两党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时，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第一期谈话会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还留在庐山。汪精卫、胡适、张伯苓、蒋梦麟等人还没走，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按计划，举行三次谈话会，但因形势紧迫，第三次没举行）。

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浙江海宁人）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现在，说起抗战，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因为他最先提到“持久战”。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不惜凭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等人，夺了天皇所赐军刀，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这样越说越没边。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是第几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毕业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15岁（1882年出生），还在中国待着呢。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更不靠谱，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前6名，所谓军刀组）。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的说，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第9期，而是第17期，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

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到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当了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后来又代理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此子弟遍天下。

蒋百里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举个例子：“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