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5/5页）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

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