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第2/2页)

[52]3月3日晨,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禁止局外人参加会议;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14时30分,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53]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54]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55]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56]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57]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58]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59]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60]

为了使镇压行动不引起国际冲突,托洛茨基于3月7日16时,也就是进攻前夕,在他的专列上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去了电报:“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作以下声明是合适的:‘我们认为必须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线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61]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苏俄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之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