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其次，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有人“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号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内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ЭП）一词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缩写词与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相同）。他们说，耐普使财富在一极积累，而另一极贫困，使工人更加贫困。也许在某个地方工业和商业会得到发展，但工人阶级会落入深渊，矛盾将发展，其结果将是内部爆炸。^[77]

抛开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论，在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78]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79]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80]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早在1922年夏列宁卧病高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1922年8月24日的密码电报写道：“1.认为在完成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