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2/5页）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82]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83]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虽然分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新经济政策，但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关注的重点，他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84]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列宁说得完全对，说新经济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这种制度首先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真正的结合。我重读了1921年出版的列宁的《论粮食税》。他列举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让制——第一种成分，合作社（把它叫做社会主义是白费劲，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赁企业——数量不多。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无须寻找更多的新东西，我们应当坚持1921～1922年所坚持的东西。”^[85]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经济是要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谁战胜谁？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长入何方？”“蜕化的问题是存在的，资产阶级不相称的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86]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87]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8]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8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9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9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92]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