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第2/7页）
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1918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124]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125]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126]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127]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128]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129]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