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领导干部基本面貌的变化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不仅变化的范围广——涉及了从最高层到基层各个级别领导干部，而且变化的方面多——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党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全国各个领域干部的任免调配权力；通过登记、考察、鉴定、任免调动、管理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调整。
官册制度的任免范围和运行机制
官册制度相比之前的任命制，可以称之为“绝对任命制”。因为这时的任命制已经完全排除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法，将干部的任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三个官册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由党中央组织机关直接任免。1926年三个官册任命官员的数量比例如下，1926年3月共任命4365人，其中，第1号官册占27.8%，第2号官册占29.4%，第3号官册占42.8%。以后，大致保持这个比例。[30]根据制度规定，第1号官册包括党、国家、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最高领导职务的名册，由党的最高机关——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批准。[31]第2号官册由部门提名，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中央登记分配部批准。上述数字表明，由这两个官册任命的高级官员占到任免官员的大多数——57.2%。在最重要的部门，如编制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计委、主管国家间关系的外交部、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部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比例更高，达到60%～80%。[32]实际上，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官册人员的任命，经常也操纵着第3号官册人员的任命。[33]即使对地方和基层领导职务的任免由地方党的机关拍板，但也要报中央组织部门批准和备案。
关于任免领导干部的范围，官册包括了对国家各个领域领导人的任命。官册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任免，也包括对社会组织（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等）领导干部的任免。[34]除任命各人民委员部主席、副主席和部务委员会以外，还任命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厂长、木材采运企业领导人、供应站站长、仓库主管、办事处主任、托拉斯和辛迪加领导人、大使、领事等。官册还批准国家杂技团团长、内务部羁押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所有成员、苏联人民法院院长等。[35]此外，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按宪法规定，其领导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也由中央组织局确定。[36]
总之，斯大林和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控制了党、国家、社会团体高级干部和地方负责人的任免。
苏联官册制度自诞生以后，形成了三个重要环节：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负责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干部进行任免调动；对官册中的领导干部进行管理与监督。在这三个环节中，任命与调动是官册制度的起点和核心，而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成为任免干部的前提。1923年官册制度诞生以后，便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普遍登记、考察鉴定、划分类型和任免调动。考察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项：组织行政能力；文化和专业水平；政治素质。[37]当时，中央委员会还制订和批准了统一的“负责人考察条例”，该条例确定了考察鉴定后对负责人使用类型的划分：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不降职调往另一个单位者等。[38]
领导干部政治成分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中央十分不满意。
首先是干部数量不足，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数量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迅速组建了党、国家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并需要立即向各级领导岗位派遣领导干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领导干部队伍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家，这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核心。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占92%。[39]但是，在夺取政权时期涌现的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各个级别政权机关对干部的需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列宁认为，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大量有行政才能的人才，需要培养和提拔他们。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和三级党校体制[40]，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胜任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补充了大批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初期干部的第三个来源，是旧政权的管理人员。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41]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42]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