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第3/3页）

领导干部社会成分的变化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在吸收党员时，明确贯彻工人阶级优先的原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曾明确强调，“在进行重新登记时（指党员——笔者注），对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必须把形式上的各种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党，则应尽量加以限制。”^{[62]在提拔领导干部时，苏维埃政权也注意提拔工人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在官册制度创建以前，领导干部中工人出身的比例还是不高。以中央机关领导人为例，1923年4月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只有32.1%。[63]}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努力改变领导干部的这种社会结构。^{[64]在官册制度创建一年以后的1924年，工人被有计划地任命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担任苏维埃省执委会主席、省检察长、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省金融部主任、省银行部经理、地方企业厂长、省联盟主席、省土地部主任。[65]这种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23年十二大至1924年十三大的一年时间，在中央领导机关任职的工人领导干部增加了12个百分点（见表2）。[66]}

表2 从俄共（布）十二大到十三大中央机关领导干部中出身于工人的比例

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使领导干部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中，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干部中的69%出身于职员，该项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国内贸易委员会是81.8%，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侦查—审判惩罚委员会是61.8%，外交委员会是92.1%。到20年代末则相反，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干部下降到18%（见表3和表4）。

表3 1924年4月第1号官员名册社会成分

表4 1929年10月1日苏联最高管理机关全体成员社会成分（%）

在企业中，1924～1929年，工人出身的厂长几乎增加了2倍，从39%增加到71.1%。有些部门，工人出身的厂长的比例更高：该项数字在纺织企业是77.3%，皮革业81.3%，森林纸业73.1%，印刷业93.3%。^[67]

领导干部教育水平的变化

根据中央的精神，提拔领导干部时既要注意政治社会成分，也要注意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地方组织一般应当按照每个共产党员的专长或职业分配他们担任党的工作”，为了胜利地完成上述任务，“所有组织必须把党员登记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统一的党证制度应当作为登记工作的基础。在进行党员登记工作的时候，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党员的职业，注意他从事经济组织工作的工龄，以及每个党员在恢复国家经济工作中所起的作用”。^{[68]组织部门根据这个精神制定了相应的考察标准。[69]但是在挑选任命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候选人的政治、社会成分，而其教育水平、职业素养等几乎不在考察内容之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工农出身的党员大批补充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同时，干部群体的文化水平大幅度地降低。}

1924年4～5月，在56个托拉斯主席中，有12个受过高等教育，12个受过中等教育，多数——32个受过初等教育。^{[70]在党员企业厂长中教育水平更低，同期，在200个共产党和无党派厂长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只有5个，80个只受过初等教育（见表5）。[71]}

表5 1924年200个厂长受教育的水平

参加历届俄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从地方至中央各个级别，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领导干部的教育水平。从表6的数据看到，从党的八大到十五大，受过高等教育者从23.9%下降到4.4%，下降5.43倍，受过中等教育者从24.9%下降到12.9%，下降1.93倍；从八大到十四大，受过初等教育者从37.0%上升至66.1%，上升了1.79倍。^[72]

表6 俄共/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教育水平百分比

可以佐证1920年代末文化水平滑坡的是，1929年苏联全体最高管理者中，完成高等教育者仅有3.7%，未完成高等教育者1.7%，受过中等教育者16.4%，初等教育和不识字者占了全体最高管理者的大多数——78.2%。^[73]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是要求专业水平很高的部门，但是由于这一部门对国家经济安全很重要，所以特别重视提拔工农干部。其结果是，1923～1929年，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从60.3%下降到31.4%，下降了近1倍，受过初等教育者从10.3%上升到29.1%，增加了2.82倍。该部门领导干部中文盲和少识字者比例变化，尤其能够说明文化水平下降的幅度，1923年，这一比例为0.1%，而1929年增加到7.2%，增加了72倍（见表7）。^[74]

表7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