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领导干部的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第4/4页）

此外，俄共有关部门还积极利用媒体，给受贿者曝光。为了这个目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部专门分出一些人，负责监视被发现的受批判者等。

由于打击措施有力，在短时间内，经济领域反对贪污贿赂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21年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达到最高峰：贪污贿赂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从1922年到1925年涉案逐年下降，1925年贪污受贿案下降到3942件，职务犯罪下降到7421件。^[109]

腐败现象的回潮

然而很长时间内，在苏维埃官方的法律文件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只有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反腐斗争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由于苏维埃政权对腐败根源的认识有误区，因此，缺乏同贪污贿赂斗争的足够的政治意志，缺乏进行有计划的、连续性的同贪污贿赂斗争的国家政策……1922年成立的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反对贪污贿赂斗争的一次性的团体，不具有反腐败斗争逻辑的连续性。随着贪污贿赂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该委员会停办。1924年开始，国家减弱了惩罚政策的力度。^[110]

新经济政策时期，与腐败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相联系，在某些苏维埃法律工作者中“对犯罪者应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扩散开来。结果，那些受贿者、骗子和其他的罪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在审判时而免于受到惩处。^[111]

1923年以后，公开出版物称“由于1922～1923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贿行为越来越少”，“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是，由于打击腐败的斗争措施没有触及贪污贿赂的根子，以及打击贪污贿赂罪犯时使用双重标准，结果，从1926年以后腐败性质的犯罪再一次系统、大量地出现。对档案文献的分析证明，1926年以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年俱增（见表8）。与新经济政策初期有所不同的是，192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攫取、滥用公款和作假等贪污贿赂的新形式。

表8 1921～1928年经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

分析表8数据，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1926年，贪污贿赂和职务犯罪降到最低点。第二，从1924年开始，攫取、滥用公款，作假，贿赂案件逐年上升。第三，从1926年开始，职务犯罪快速上升：1927年增加到5444件，是1926年的2.8倍；1928年16429件，是1927年的3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