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由于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普通群众与资产阶级、高级官吏、高级职员等阶层的住房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继承了俄国本已十分尖锐的住房问题遗产，而连年的战争使俄国城市住房总面积的14%报废，更加剧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困难。[15]仅1918～1920年间，俄国住房总面积的损失就超过20亿金卢布。[16]在城市公用事业中，1.7%的自来水管道、15.4%的净化设备、20.2%的电站、25.3%的浴室、45.0%的洗衣房都无法使用。[17]战争时期还被迫将许多住房改作医院。[18]战时燃料极为短缺，居民在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季被迫将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如篱笆、家具和书籍等都做了燃料。[19]1919年7月，莫斯科苏维埃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拆除不适合居住的木房屋、栅栏和其他木结构建筑作燃料。仅1919～1920年这个冬天就拆除了2500栋房屋[20]，1918～1920年末共拆除5000栋木结构建筑。[21]
由此可以看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住房形势就是相当严峻的。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居民中大力提倡住房公社（дом-коммуна）这种居住形式。这是带有日常生活基本配套设施的宿舍结构的住房，一个住房公社是由单独的一间间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公共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理发馆、商店等组成。这意味着除了睡觉这种纯属个人行为需要在那间单独的房间里完成外，饮食、教育子女、洗衣、洗澡等一切行为，都要在公共场所完成。这样，就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化。在当时，采用这种住房形式有助于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因为集中供暖、公共食堂和公共洗浴等可以大大节约资源。
此外，住房公社这种居住形式也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住房公社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所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中[22]，这也是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追求之一。[23]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乌托邦思想，将其演变为“住房公社”：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这样，大家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劳动、日常生活集体中努力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旷工者、破坏劳动纪律者、游手好闲者和玩忽职守者，会因受到道德谴责而被孤立起来，而先进生产者会因工作业绩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由于个人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切都会受到集体的评判和监督，因此，人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也无法逃避应有的劳动义务。[24]一句话，通过生产和生活进程的紧密交织、互相渗透，这样就实现了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住房公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组织形式。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组建了住房公社。其中，将收归城市所有的大宾馆改建而成的苏维埃楼，是最常见的住房公社形式。一份文件规定：苏维埃楼是带有单独房间、公共食堂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仅仅提供给苏维埃职员长期居住，职员必须持有苏维埃楼和旅馆的管理当局所颁发的证件。[25]
1923年的“莫斯科手册”，提供了13栋苏维埃楼的简况，其中有3栋（1号、2号、4号）是由宾馆改建而成的。分布最为集中的是在特维尔地区，共有7栋苏维埃楼（1号、4号、5号、7号、8号、12号、13号）；其次是普列奇斯滕斯基地区，共有3栋苏维埃楼（9号、10号、11号）。民族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在此居住。据证实，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三人共同居住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里。[26]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在三种住房公社里：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苏维埃楼、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
从1917年10月开始，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居住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里。这里除了行政服务机构外，还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室、食堂。1920年之前，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现有的建筑中，725套住宅和594个房间都有住户，大约居住着600人。此外，还有1000多名工人和职员，如医生、厨师、锅炉工人、钳工、保安等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服务。[27]
苏维埃楼是由彼得格勒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些宾馆改建的。苏维埃楼的行政机构负责住户的营养、日常生活服务、休闲。阿斯托利亚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这里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最好。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居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别尔津、叶努基泽、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女儿等。[28]1920年9月搬到阿斯托利亚的季诺维也夫，立刻在二层占有了5个房间。二层的2号居住着他的前妻З.И.莉莉娜和10岁的儿子。托洛茨基的女儿季娜伊达和布龙施泰因居住在楼上3号。[29]季诺维也夫的助手А.Е.瓦西里耶夫有3个房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Н.П.科马罗夫有1个房间。[30]
欧洲宾馆是2号苏维埃楼，根据专门决议只有下列人有权居住在欧洲宾馆：①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②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会主任。③俄共（布）各省委员会委员。④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地方分局委员。⑤各省执行委员会委员。⑥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⑦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委员。根据这个决议，苏维埃楼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提供42个房间，为俄共（布）各地方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和出差的高级官员提供5个房间。决议有一个很有趣的附注：当有空房间时，允许党龄不晚于1918年的担任负责职务的工作人员搬进苏维埃楼。[31]
这个决议表明，能否居住在苏维埃楼要由官位等级来决定。因此，有机会入住苏维埃楼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有一份请求允许一位医生居住在阿斯托利亚的记录：我请求将医生А.吉宾同志安排在1号苏维埃楼。吉宾同志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应该把他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