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第2/3页）
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是由彼得格勒的许多二级宾馆改建的，一些党龄不长、职位不高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居住在这里。这也是带有单独房间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1号苏维埃旅馆包括3栋楼，位于托洛茨基大街和弗拉基米尔胡同，可以为300名社会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还可以为3000名出差人员、会议代表、运动员、游览者等提供临时服务。[33]据作家Л.В.尼库林和艺术家Ю.П.安年科夫回忆，旅馆里的生活是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的：白天整栋楼十室九空，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只是夜间才回来。一层住着性格平和的列米佐夫。三层住着文静的、总是若有所思的小姑娘，她是刑事侦查局的侦查员。五层住着一个好像有精神病的诗人瓦西里。深夜不眠的人在楼里走来走去，寻找孢子果、加酸果蔓的茶，幸运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土豆。[34]1921年夏天以前，在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的常住人口共计800人。[35]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一年半到两年期间，彼得格勒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仍居住在阿斯托利亚（1号苏维埃楼），苏维埃楼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彼得格勒历史学家М.Б.拉比诺维奇从女大学生薇拉那里了解了关于阿斯托利亚的事情。薇拉的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薇拉同哥哥一起居住在阿斯托利亚。在这里，薇拉与自己的邻居、一位彼得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相识并嫁给了他，年轻夫妇立刻分到了房子。据拉比诺维奇回忆：住在阿斯托利亚里的居民有老布尔什维克和官运亨通的年轻共产党员，后者比老布尔什维克人数多。拉比诺维奇称新经济政策初年的阿斯托利亚为“载有形形色色身份相似的人的诺亚方舟”。[36]1922年末至1923年初，当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时，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享受独户住宅。
与领导干部的居住方式相同，普通群众中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的居住条件参差不齐，有由面积大、质量好的住房改建而成的，但这种好的大楼房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多数是由学生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的。有所不同的是，领导干部在苏联经济恢复之初就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普通居民则直到1931年才开始结束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在整个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在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工人中大力提倡带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等走廊体系的住房，这是当时官方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形式。
莫斯科在1919年开始成立工人住房公社。大花园街10号楼是第一个住房公社，将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的社会化、把女主人完全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住房公社创建者的座右铭。[37]1919年，莫斯科共有102个工人住房公社。[38]到1921年4月共有471个住房公社，居住人数超过9.9万人，其中工人及其家属大约有6.5万人。[39]到1923年3月共有1075个住房公社，居住着10万以上的工人，几乎占莫斯科城市居民的6.6%（当时莫斯科的人口接近150万）。[40]
彼得格勒的住房公社是在1918～1919年出现的。[41]1921年成立了第一批青年住房公社。[42]大学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被迫居住在高等学院的宿舍里，联合组建一些规模不大的住房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梅特尼亚住房公社，几代大学生都在这里居住过。1921年来到彼得格勒的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А.И.罗斯基科娃回忆道：我住在梅特尼亚宿舍四层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中央是砖砌的小铁炉子。[43]还有一位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回忆1923年时梅特尼亚的宿舍生活：在疲劳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了梅特尼亚一个条件很不好的房间里，开始我用被盖住头，睡得很香甜。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被上有几只硕大的老鼠。[44]女作家В.К.克特林斯卡娅回忆了1920年代校外学院的宿舍生活，宿舍位于利泰尼大街一栋房子的顶层。她写道：我们房间唯一的一扇低低的小窗户朝着厢房的屋顶。天花板歪歪斜斜，小铁炉子的烟囱伸到烟道里，整个房间就靠这个小铁炉子取暖。一周洗一次澡，要在厨房烧水，然后用盆端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头到脚洗一遍。[45]1930年3月中旬，列宁格勒共有110个日常生活公社和集体组织，共计1万人。[46]
从列举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住房公社的人数比例并不是很大。由于种种原因，住房公社并没有如执政党所愿，成为苏联居民主流的居住形式。其实，1920～1930年代苏联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后文将重点介绍。1928～1929年，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上的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大转变，住房政策随之发生变化。193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住房形式发生了改变。[47]普通群众的住房公社生活，到此开始结束。
综合以上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1920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
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过着“相对禁欲主义”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住房公社是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房间，住房简陋，家具简单，甚至没有集中供暖和公共浴室，过着“绝对禁欲主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