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第2/3页)

[46]但是,救济总署的地方机构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机构中的很多俄国人是贵族和小市民出身。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苏维埃权力机关指责美国救济总署在吸收俄方雇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知识和经验,结果让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更富有阶层的人获得了这份工作。

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时候还干预救济总署的工作。1922年11月4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总负责人哈斯克里向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兰杰尔[47]反映:救济总署决定在喀山设立露天食堂,但当地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却拒绝提供开办食堂的资金。而根据里加条约的规定,美国救济总署有权决定食品供应的地点,苏维埃政府必须负担这些食品供应点的费用。于是,哈斯克里向兰杰尔表示,如果苏维埃方面不能为成立露天食堂提供资金的话,美国救济总署将停止在当地发放救灾食品。[48]通常,类似这样的事件因美国救济总署以停止当地的救援工作相威胁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当然,苏维埃权力机关无法对在外国机构中工作的俄方人员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无动于衷。1922年夏,兰杰尔要求美国救济总署承认苏维埃工会对其俄方雇员的监督权,理由是:75%~80%的俄方雇员都是各工会的成员。这就意味着,美国救济总署应当承认当地的工会委员会有权代表这些劳动者的利益。此外,兰杰尔还要求美国救济总署在招收和解雇俄方工作人员时应向他个人通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西罗尔·克文则认为这些要求与里加条约不符,予以拒绝。[49]

逮捕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是苏维埃政府反对该机构在俄国享有特权的明显表现。1922年春,在萨马拉的8名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被苏维埃方面逮捕。当美国救济总署就逮捕俄方雇员的原因提出质询时,苏维埃方面表示,这些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考虑到美国救济总署对此事的不满,苏维埃政府只好做出让步:签署逮捕救济总署俄方雇员命令的、苏维埃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萨马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萨夫金被解除职务。[50]

1922年2月,苏维埃方面逮捕了察里津省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人员阿尔扎马斯采夫,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理由是其在1919年曾支持过察里津的白卫分子。美国救济总署在察里津地区的负责人博乌坚向当地权力机关表示,逮捕阿尔扎马斯采夫违反了里加条约的规定,在其未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前,美国救济总署将终止对察里津的救灾工作。[51]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埃杜克1922年2月18日在给哈斯克里的信中情绪激动地指出:“博乌坚先生的行为与其作为你们和美国人民的代表所担负的伟大使命和义务并不相称。”[52]哈斯克里通知埃杜克,他将临时中断察里津的工作。加米涅夫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对此表示抗议。哈斯克里则答复说,美国救济总署并不打算保护犯罪者或反革命分子,但是从今往后将反对地方权力机关未经批准擅自逮捕和恣意行动,因为这将妨碍救济灾民的组织工作。由于担心被苏维埃权力机关逮捕,在察里津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根本不敢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

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苏联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俄国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维埃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8万人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53]

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俄国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维埃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他们不愿用普通的碟子吃饭,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54]

1922年圣诞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皮毛和艺术名画偷运出境。由于这些物品在苏维埃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箱子里,严重违反了苏维埃海关法律。苏维埃方面曾当着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克文的面打开箱子,结果证实了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从事走私活动的猜测。经过调查,克文很快开除了其手下的5名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俄国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消息报》上还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如此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55]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1922年秋,俄国各地的灾情得到了缓解。苏维埃政府此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差别。从一开始,救助饥饿人群就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俄国的主要目的。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官方声明中曾经指出:“援助将只提供给饥饿的人群。”胡佛也曾经说过:“任何恢复俄国经济生活的建议都应受到批评。”当两个农业公司的董事长给胡佛写信,希望通过他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供应拖拉机时,胡佛回答说:“我的组织从来没有做过向苏维埃国家提供拖拉机和其他技术的生意。”显然,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