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第3/3页）
[56]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年8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56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1044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57]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