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条约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础，也为斯大林制定对中东欧政策提供了一个范式。因此，探讨1943年苏捷条约的形成史，对于理解战后苏联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3月，在希特勒德国及其追随者匈牙利的操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肢解为三个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质上成为第三帝国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德国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斯）[1]被合并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权。此时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得此消息后他于3月16日发表宣言，宣布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自由欧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2]是年夏天，贝奈斯返回欧洲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法国溃败后，民族委员会迁居伦敦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促使西方国家放弃慕尼黑协定和承认民族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但西方国家不急于为战后欧洲秩序和未来各国边界问题承担责任。[3]
正是在流亡期间，贝奈斯反复思考和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原因问题，寻找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情况的途径。贝奈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4]中，贝奈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传播面前引起恐慌是1920～1930年代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无力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失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改造。在构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时，贝奈斯计划在“集体化”和“社会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即综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来完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他写道：“我不会走的那么远，我相信必须对今天的民主进行改造，我会努力去这样做。”[5]慕尼黑事件促使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问题，他提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贝奈斯不信任西方，当时西方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还担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力抵抗纳粹威胁，贝奈斯把捷苏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这就是著名的“贝奈斯公式”。[6]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侨居伦敦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在战后构想中给捷克斯洛伐克设定的命运是成立波捷联邦，此举既有防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对外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苏的意图。1940年11月11日，在英国的倡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签订了战后成立联邦的宣言。然而，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苏联对战后成立捷波联邦的态度，一个是波兰同苏联能否建立友好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终于1942年5月在伦敦签订了英苏战时同盟条约。贝奈斯参加了苏英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他对条约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条约“百分之百地符合现在和战后政策”，并“为战后协调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俄国和英国在欧洲的长时期的共同政策”。[7]贝奈斯希望能以苏英条约为蓝本同苏联也签订这样的条约。5月7日，在发给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电报中，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一次俄国”，“英苏条约签订后，中欧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包括我们和波兰的问题，关于联邦的问题，多瑙河的问题，德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及时地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8]
6月9日，苏联外交部长[9]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后再次返回伦敦时同贝奈斯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向贝奈斯阐述了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他说：“波兰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鉴于此，莫洛托夫表达了对组建波捷联邦动机的怀疑。贝奈斯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释，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为邻，因此同波兰缔结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贝奈斯还提到了组建波捷联邦的三个前提条件：“1.在国外准备的联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行；2.波兰必须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相近；3.波兰必须同苏联解决一切纠纷，并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0]但莫洛托夫不为所动。贝奈斯说：“如果他不得不在苏波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他会选择苏联。”[11]
期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对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波关系恶化。[12]由于西方盟国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奈斯看来，“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俄国胜利还是失败，俄国将以怎样的情形退出这场战争”。[13]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
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14]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